在整个二战期间，中国唯一一个本土伪军数量高于侵略者的国家，这不得不说的巨大悲哀，当外敌入侵的时候，这些人没有拿起武器与入侵者抵抗，反而成为帮凶，由于这些汉奸队伍熟悉本土，因此他们的破坏力更大，有时候他们比日本人更加残暴和无耻，他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向他们的日本主子效忠。

但不得不说是，当时出现大量的伪军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首先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剥削压迫，以及国民党为代表的垄断一切资源和权力，大量的普通人挣扎在生死边缘，大量的贫民和流民吃不上一口饱饭，指望这些人能有多大的爱国热情？他们最重要的是混口饭吃生存下去，谁给钱替谁卖命，这就是人性。那些天天羡慕“民国粉”的，不是无知就是混账。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占领区组建了规模庞大的伪军部队，号称“皇协军”。多达百万的伪军极大的弥补了日军兵力不足的问题。在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之后需要去管辖治理，而这又是一项长期艰巨恼人的工作，为了尽量减少把人数，把有限的日本正规军投入在无休止的治安战上。凡是危险的，脏的，累的，都先让“皇协军”当替死鬼，后面才是日军。因此，在敌战区。我八路军抗日武装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伪军，然后的才是日军。

虽然伪军战斗力远不如日军，但由于数量众多，依旧给我八路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当时硬打这些伪军是很麻烦的。于是我军采取了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手段打击伪军，离间日伪军的关系，最后让伪军为我所用，为我军提供情报，粮食，甚至是武器。

当时，八路军每到一个地方驻军，就是逐村登记伪军的数量，挨家挨户的打听情况，给伪军造了花名册。县城里的日军麾下有多少伪军，每个伪军叫什么，在哪个据点上班，八路知道的比日军还清楚。做完这一步之后，八路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给伪军的妻儿老小做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宣传我军的政策。很多伪军家属都认可了我军的观念，然后转过头来教育自己在伪军当差的儿子或者丈夫，这导致一批伪军愿意投诚我军。在我军的政治工作下，愿意投诚的伪军肯定有。但初期愿意投诚的伪军数量肯定不多。

但问题是一旦有伪军投了八路，日军必然追查，即便找不到伪军本人，也必然对家属施以酷刑，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因此八路军对于在伪军没有安排好家属的情况，基本上不接受伪军投降，而是让他们继续当伪军，但暗中给我军传递情报，或者去策反更多的伪军去投降。这样一来。他们自身安全系数激增。绝大多数伪军当差只是混口饭吃，压根没有为日军死战的决心，自己保命领工资才是第一位的，所以特别喜欢这种可以暗中投八路的模式。一时间，投八路的伪军数量激增。

但问题又来了，这种所谓的暗中站在八路这边，不过就是一个口头保证，很多伪军完全可以吃两头，说是暗中投八路其实压根没投，因此伪军要想获得八路的认可并不容易，需要通过八路军的红黑簿的筛选。具体来说就是：“凡是有伪军犯下以下罪行被群众举报给八路的。就记1黑点于黑簿，比如勒索敲作，抢劫绑架、奸淫烧杀等等。反过来。凡是有伪军做下以下善行被群众反应给八路，经明确证实的，记红点于红簿，比如阻止敌伪的烧杀奸淫抢掠，保护被捕抗日人员，提供情报等等，既做了恶事又做了善事，那么黑点和红点的积分可以互相抵消。凡积累黑点达30点，录入死簿，格杀之。凡积累红点达10点，录入生簿，恢复公民资格，不再视为伪军。红黑簿政策一出，效果非常好。

就这样无暗中投了八路的人伪军变得越来越多。但总有铁杆的伪军，对日军异常忠诚那种，无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无动于衷，无脑忠诚于日军，这样的必须坚决打击。进一步来说就是，凡是有觉悟的伪军，应使其尽可能留在敌方，从伪军内部进行工作，争取较大的反正，只有在事情泄露，不能再留下时，才坚决反正。，对待伪军是“一打一拉”。一打：坚决打铁杆汉奸、顽固分子，凡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格杀勿论。这样的人在伪军中毕竟是少数的，一拉：对于绝大多数伪军，则采取政治上争取。

对于这些极度忠诚，能力又很强的伪军，就向日军举报他们，借日军的手将其干掉。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鱼肉百姓，欺压良善，而在日军明面上的规则中，是不允许欺压百姓的。八路就把苦主都找来，替苦主搜集好证据，然后打听好日军大官出行的日子，安排苦主去找日军高层伸冤请愿诉苦。绝对不会是诬陷，绝对是证据确凿，甚至你越查会越觉得这个伪军头目贪腐暴虐，会对日军的统治根基构成严重不良影响。这方法基本一用一个准，把那些老是和八路对着干的伪军头目都给换下去了。如果换上来的新头目还是和八路对着干的，那就搜集黑料再去请愿告状，再换一个，直到换成八路满意的人为止。

到了抗日后期，很多据点的伪军，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联系，不仅不干扰我军行动，还经常提供日军行动信息。日军任命的所有基层干部基本都要得到八路军的同意，铁杆汉奸要么被武工队干掉了要么就被政工队告倒了。比如说，一名伪保长敲诈勒索、鱼肉百姓，于是党组织发动群众，写联名状，到日伪政府请愿，要求撤换保长。日伪政府碍于脸面，只能撤换，如果新换上来的还是为日本卖命的，那就再请愿，再换一个，直到换成党组织安排的地下党员或者是支持抗日的人士。

经过八年的发展，伪军的基层组织到了抗日后期已经是千疮百孔，简直可以说就是日军出钱养的半个八路。伪军的基层干部全投了八路之后，很快中高层就撑不住了。八路控制了农村之后，别的没有，就是粮食多，但缺工业品。伪军高层就从日军那拿点工业品来换，这个很公道吧。不敢动军需？这个没关系，伪军只需要告诉我们一批军需运输的时间和路线就行，然后把押送的兵力情况告知，我们八路直接派军队拦截，到时候军粮也送给伪军。

后来很多伪军据点的小队长自己也向八路送子弹以换取八路不攻击据点的承诺，送出去的子弹以战斗损耗的名义报账时间长了日军也不是瞎子，总能听到些风声。1945年，日军开始侦破向平西走私药品案，当场查获大批偷运给八路的药品，还顺便查获了数万发步枪弹。这起大案几乎牵连了华北伪军各部，日军办案人员查出来的贪腐窝案简直就是触目惊心。如果严格处罚，那整个华北的伪军就散架了，因为中高层直接就会被一锅端了。不得已此事只能放弃。

这就是为什么伪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战斗力却越来越差，打起来动不动就投降的原因。组织都被渗透成这样了，能有战斗力那才叫见鬼呢。等到了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这时潜伏在伪军中的地下党员开始大规模反正。总的来说，八年抗战中伪军反正投诚人数较少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战争局势、我敌后抗日之工作方针与工作效果、敌我物质生活条件之差异，以及其他未提及的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伪军的“反正率”。

我是清水阿娇，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