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们几个女生是名副其实的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娇娇女。我们四个人都是干部子女，从小住在部委大院里，没干过活也没受过苦。

最初队长安排我们上山打柴草，山里没有像样的大树，只有稀稀拉拉的灌木，我们用锄头把一丛丛的灌木齐根砍下来，用一根粗麻绳捆成捆，双肩背回来。第一天由队长十岁的儿子呼大毛带着我们，说来也真丢脸，我们几个一天打的柴，还不如大毛一个人的多。只见他上山下山跟旋风一样，看到哪儿有柴草，他刺溜就下去了，等我们慢慢蹭下去，柴砍好了摞成了堆。小小的人，能背着比他人还高的柴垛，一步步从山下爬上来。打完自家的柴，他还抽空给我们砍柴，让我们回去时，每人也能有点收获，我们用这种速度砍柴，恐怕每天连做饭的都不够。

还没过几天，就发生了一件事。那天，天都黑了，出去一天打柴的四个男生还没有回来。我们急得去找队长，是不是他们遇到狼了。队长一听也急了，叫村里的壮劳力都去找，他们打着火把边走边喊，长长的火龙在村子四周的山上盘旋。后来有几个人在离村口不远的一片坟地附近，找到了四个男生。原来他们遇到了鬼火，走一步，磷火就跟一步，吓得他们瘫坐在地上。天黑了，肚子饿，害怕，想家，失望多种因素掺和在一起，他们哭得好伤心。把他们领回来的时候，砍的柴没了，带的东西没了，真是狼狈极了。

队长没辙儿，就带着我们刨树根。他带着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才看到有一棵老树根。他是主力，给我们把树根劈好，让我们背回家，一个大树根我们砍了两三天，每天都累得双腿打颤，浑身酸疼，终于解决了我们烧柴的燃眉之急。

一次刨地的时候，男生刨出了一条冬眠的蛇，几个人凑过去，三下五除二地给砍成了几段。这下可惹祸了，老乡不干了，蛇是他们的图腾，是财袋子，在地里遇到蛇不能打，要毕恭毕敬地放生。几个岁数大一点的老乡恶狠狠地说：“毛主席叫你们来接受教育，老农的话你们咋不听，把蛇打死了，今年的收成就没了。”我们说这是迷信，没有那回事，他们更气得慌了，结果双方就吵起来了，这是男生与老乡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从此，老乡恨这几个男生，在村里他们也有些抬不起头来了。

开始种地了，我们女生就跟小孩子一起点豆豆，手里拿一碗豆子，走一步，往犁好的槽里扔一粒，再用脚给埋上。就这样一天下来，我们都累得瘫在地上起不来了。所有的耕地都在山坡上，土非常松，走一步就扬起一层像面粉一样的黄土，满身满脸全是土。我的鞋里都装满了土，非常累赘，于是我干脆把鞋给脱了，地里没有咯脚的石块，光着脚十分的方便。忽然，有个老汉说：“女娃不能脱鞋，快穿上鞋。”为什么？男人能光脚女人就不能？“我们这儿自古女人就不能跟男人一样，女人脱鞋光脚是羞人的事。”我知道这又是封建残余，不管它。一个老汉摇着头说：“人家是从北京来的娃娃，不信咱这地方老人的话，怕遭罪呢。”后来我们女生把裤腿挽到膝盖上，在村里穿着裙子逛（当地女人不穿裙子），他们也不说什么了。

锄草了，我看着草和谷子总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苗，常常把草留下，把苗给锄了。气得社员们直叫，我自己也直心疼，但这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等着挨骂吧，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这次没有人骂我，老乡全都非常同情我：“哎呀，北京的娃娃才来，干不哈（干不了这个活的意思）。”老乡们真宽宏大量啊！他们每天苦苦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穿着破烂的衣服，吃着难以下咽的糠菜，我把他们的希望给锄了，他们不怨我，反而还安慰我。陕北老乡种地受苦，粮食多么来之不易啊！从此，我对粮食非常珍惜，对农民也很同情，这种情结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丝毫改变过。

修梯田、打坝了。呼队长可是个大好人，对待我们这些知青，他总是十分地关爱，有时可以说是迁就。他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见过世面的人，那会儿他哥哥在新疆伊犁军分区当司令员，是大官了。他给我们吹他在新疆的日子，吹他哥怎么厉害，吹他嫂子怎么洋气······所以我们和他还有一些共同的语言，与他一起劳动也比与社员在一起感觉要好多了。尽管当时宣传说我们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他却总说你们以后肯定会回北京的，这地方放不下你们。说实在话，我们与当地老乡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谈何容易！当时从思想上和感情上，我都不能接受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说法，呼队长的话是我的一线希望，他是当时唯一能理解我们的人。

陕北水土流失非常严重，黄土高坡贫瘠的土地，让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人十分困苦。我们跟着呼队长，把一个山头都改造成了梯田，我们自认为是在干一件伟大的事业，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是在干着大好事。

每天上午看着山沟里的雾气从我们脚下升起，人就像在雾中游。下午看着雾变成了一朵白白的云彩，升上了天空。云有时会下几滴雨，有时被风吹走了。如果赶上对面的山头有人干活，这边的人会向那边呐喊，那边就会飘来阵阵的陕北情歌。老乡的情歌唱得好，可以把一个女人从小唱到出嫁，也可以把谁家的婆姨唱得直脸红。从他们嘴里唱出来的“东方红”，调子一样，词儿却不一样。总之他们的嗓子都天生的洪亮，干活的时候唱着信天游，看着他们还真乐。渐渐地我们也学着唱歌了，边干活边唱歌，也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了。那时没有流行歌曲，外国名歌二百首，大家都会唱一些，每天走在路上唱，干着活儿唱，唱着说话，唱着做饭，躺在炕上也得唱。歌声使我们忘记了想家、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歌声伴我们在农村度过了青春年华。

打坝也是我们在农村干得最多的活。两山之间的沟地见不到小溪，也见不到潺潺的流水，干旱和风沙使这个地方很缺水，但一场雨下来，水土流失会把坡地上的地表土冲到沟里。如果人工在沟前面拦起一个土坝，就可以留住这些地表土，沟也随着土的蓄积越来越宽，形成一片平川地，而且土质肥沃，庄稼收成好。我们来之前，这里的人就知道打坝蓄田，呼队长领着我们到方家河大队去与那里的知青联合打坝。

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把山上的土挖到独轮小推车上，一个人推着车往坝下放车，到了坝边上就松手，让车上的土翻倒在坝上，然后把空车推到山边等着装下一车土，推车的人就坐在车把上歇着。等土够铺一层了，就用木夯夯实。我第一次推车的时候，心里很紧张，不是怕推不动，怕得是抓不住车，连人带车掉沟里去，好在当时已经锻炼快一年了，身上也有了力气，胆子也大了。第一次我就成功了，其实只要掌握了平衡，推车也很好玩。

我们在农村的第一年，基本没有干什么农活，打坝、修梯田已经把我们的手磨出了老茧，风吹日晒把我们的脸变得白里透红。跟老乡也时常打个趣，学唱个信天游，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

第一次回家，我妈说没想到我柔弱的身体变得这么健壮，嘴也不刁了，人也勤快了。我自己也觉得回北京以后，什么东西都变得那么稀罕，扔什么东西都不舍得，因为陕北的老乡太苦了，就连一张旧报纸他们都稀罕地要留下来糊窗户。一年的劳动，对我们来说脱胎换骨的改造效果谈不上，但我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们勇敢地走向了社会。

我们知道了农民的生活，体会了落后，尝到了艰辛，我们想努力长本事，想改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