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G20峰会在印度新德里召开,大家惊人的发现,印度的请柬变了。国家名片从“印度总统”(President of India)到“婆罗多总统” (President of Bharat)。
好好没事改什么名呢?而且非要重点提及“婆罗多”,这个名一听就和婆罗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追溯于印度教传世经典《往世书》及史诗《摩诃婆罗多》,在那里婆罗多被描述为“南方海洋和北方雪域”之间的土地”。
事实上这不是印度这些年第一次“改旗易帜”。
2022年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脚刚走,后脚莫迪就把新德里的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大道。1911年英王乔治五世宣布将英属印度的首都从加尔各答迁往德里时修建的国王大道。正是致敬国王之意,hail to the king。
2022年印度海军新军旗,将代表英国的“圣乔治十字”删掉。(独立多少年了怎么才想起删掉?)
改个名而已,改了也不能大富大贵,提高不了GDP,提高不了军队战力,没什么实际好处,纯属口嗨,但这个口嗨,对于印度,尤其是某些印度人来说,很重要。
在政治上,改名从来不是改个名字,往往有着“改旗易帜”的意义。比如:明朝中期爆发大礼议事件,由于明武宗无后,朱家皇室旁宗的明世宗也就是嘉靖继位,这个即使在中国封建历史中也算比较能闹腾的天子刚登基就吃了一记下马威。
大礼议非常复杂,但咱们长话短说,以当时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要屁股还没坐热的嘉靖改爹改娘,不能管自己亲爹叫爹,要入孝宗之嗣称之为父(明孝宗是明武宗之父,明武宗算嘉靖堂哥)。
嘉靖自然是不乐意,当个皇帝还把爹妈当没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于是皇帝和首辅、文官进行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拉锯战,首辅致仕归乡,官员罢黜无数,正事没人干,天天打嘴炮。最开始看不懂文官集团究竟为了什么在争,后来明白了,议“礼”是假,议“权”是真,大议礼之所以被争到明面上,并不是这些人多么尊重圣人之言,不违礼教,而是借题发挥,控制舆论,借题发挥来对皇权进行打压。
阳光下无新鲜事,这不,隔壁的印度开展了21世纪极具印度特色的“争国名”事件。
先说结论:印度这次改名,本质上是印度特色民族主义——印度教的一次“回潮”。而且印度教越发扬,印度离解体就越近。
1、印度的强大“离心力”印度采用是联邦制国家,实质上没有完成大一统的进程。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照着西方吹,只要是西方就是好的,那联邦制也一定是优秀的,联邦联邦,联合之邦嘛,但问及具体好在哪,似乎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其实很简单,只要是没有办法大一统的地区,就只能实行“联邦制”。
中国就从来接受不了松散的“联邦制”,从古至今都是“得中原者得天下”。蒙古不管走了多远,最终的目标都是南下;西藏地区长期称北京的皇帝为文殊菩萨转世,即使是大西南十万大山崎岖难行的山谷之中,当地人的心理认同也是沉甸甸的“中国”二字。
《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自昔远祖,世受中国册封,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世传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并现尚有历朝颁给印信可资凭证。我卡瓦人民,虽属云南极边夷族,未受中国文化教育之薰陶,致语言文字殊类各异。但男勤耕芸、女重纺织,日作夜息,自力自食,则与汉大同而小异。第因崇山峻岭之险阻,蛮烟瘴雨之隔越,往来交通,闻者皆惧。致与我祖国鸾远隔阂,此之夷汉分畛之大概情形也。
阿祖阿公(注:诸葛孔明,大汉之相)之源源相传,守土有责,倘自我失之后世,相传之继,亦自我而不与之,上难以见冥灵之阿祖阿公,更何颜于后世耶!敝王等早夜思筹,废寝忘餐,剽牛同集,含泪面议,砍指自决,吾地虽地脊民弱,亦有数千方里之广,百数十万之众,据天然之险,恃性之勇。誓断头颅,不失守土之责。誓洒热血,不作英殖之奴。虽剩一枪一弹,一妇一孺,身可碎而心不可渝也。自今而后,本自决自卫之精神,置死后生之决誓,何惧强敌野心之侵畧。
句句真心、字字泣血。
中国主体民族占比大约90%,书同文车同轨,信仰一致自古一体,这种国家就用不着搞联邦制,相反那些人种混杂主体民族占比过小的、文化冲突地缘矛盾激烈的,自古分裂直到近代才被捏合一体的,这种地区和国家当然只能搞“联邦制”,因为再差的国家形式也比内战好一点。所以对于国家组织形式来说,“大一统”是高端配置,不是谁都搞得了的,“联邦制”是水货乞版,有比没有强。
然而可惜,印度由于历史原因,自我反思探究真性的“涅槃”多,惠及边疆普度众生的善政少,数不清的“白登之围”,却鲜有“封狼居胥”。民族凝聚力弱,而却又面临天然的多中心发展模式。
印度面对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双向的海岸线,而且陆地上受到了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双向拉扯。
如果不是强行为了大国争霸,东北邦本可以与中国和孟加拉的港口有更好的发展;
印度南方的泰米尔邦,可以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利用海洋和港口获取更好的发展,却时时被印度中央政府压制。
而南北走向的印度大陆和东西向的主要河流也天然的造成了巨大的地域差异,同时也因为印度缺乏“大运河”这样的人为沟通南北的基础设施,只能任由地方根据初始禀赋自行发展。
事实上印度各邦的独立倾向远远高于欧美的联邦制国家,不说上个世纪刚刚独立后的混乱了,即使是今天印度国内各邦仍然因为边界、土地、水源、宗教等因素展开斗争,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2021年7月26日,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爆发冲突,导致7人死亡,其中至少有6人是阿萨姆邦的警察,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官员在内约60人受伤。
2023年5月3日,印度曼尼普尔邦发生大规模由宗教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
……
这都2023年了。
事实上印度自独立那一天起就收到分裂势力的影响,而一旦分裂后发挥自身优势反而会令经济实力进一步发展,就会进一步强化分裂势力。
就像前苏联解体后一样,波罗的海三国靠着欧盟,中亚五国靠着资源,乌克兰把着黑海,都不想回归原来的苏联大家庭了。
2、印度教长于主观解释,而弱于客观创造。在中国人的一贯思想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就算是长江天堑、青藏高原,华夏战士也不是不能跨越;长江黄河横亘东西,也不是不能修建大运河沟通南北;游牧异族侵袭掳掠,也可以深入大漠,勒石燕然,令可汗起舞,给草原秩序。华夏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存模式,基本上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无论是天象气候有变,还是地理条件限制,再或者人员组织需要更新,华夏生产文明的选择都是奋斗之,改造之,探寻客观规律的“天道”,以努力奋斗的实践来克服困难,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热血奉献来“换了人间”。所以客观性与实践性才是华夏文明信仰体系的底色。
但这样的思维和实践在印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按照中国人的思路,印度的地形很好防守,在开伯尔山口处修建城池,然后依据山区建立整体防御体系,什么雅利安、希腊、波斯、突厥、阿拉伯人,让你看看什么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可惜,这样的思路是中国人的,不是印度人的。
南亚次大陆堪称地球真正意义上的养蛊之地,凡是有点能耐的游牧民族都想过来打个秋风,又富庶、又好打,那就是满地黄金就等着捡钱了。而且有同一个特点,那就是往往在中国这边的手下败将到了印度就可以变身“大魔王”,大杀特杀一气。因为在华夏文明辐射区历练出来的游牧军事文明,往往会具备比较高的组织与战争能力,而到了印度之后,则又往往快速退化。温柔乡,英雄冢,兴于中国,衰于印度,这也成了一种宿命般的规律。
在常年的挨虐中印度人无力改变外部世界,于是求之于内,内部的精神世界异常发达,这是世所公认的,即使是西游记中三藏法师也需要去天竺求取真经,印度经典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极大的丰富。
但是这万事有利也有弊,精神世界太丰富了,有能力应付世界的苦难,就缺乏了迎难而上的勇气;阿Q式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多了,现实中的胜利就少了。
还记得那一副经典讽刺画:两个印度人来聊天,大概意思就是你看英国人殖民我们什么了?英国人给我们带来了邮局,铁路和武器,辛辛苦苦的建设我们的国家,哪里是英国殖民了我们,分明是我们殖民了英国人。
这种世间少有的“自我和解”使得印度的婆罗门、刹帝利们几乎无缝对接盎撒国家,毕竟又温顺,又能自我解释、自我催眠,忽悠别人忽悠自己一套一套的,知心知意还能帮着你看着其他种族的族裔,简直是天生的秘书民族。
君不见,硅谷的印度裔高管已经满坑满谷了,连英国首相都成印度裔了。
多少人发问:为什么欧美的印度裔高管明显多于华人?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印度能满足欧美人“监军”的职责,降低企业运行的成本,华人那都不是下等人,那是敌人和潜在的敌人,就算赏给奴才也绝对不会赏给敌人。
在盎撒文明新自由主义的“科举制”中,是“定向招收”印度裔的。但这“荣华富贵”不是没有代价的,事实上他需要以印度裔在主权意识上“自我阉割”为前提条件。印度裔可以搞钱,搞宗教,为欧美的“多元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但绝对不允许搞“民族化”。
印度裔可以进西方发达阵营的“皇宫”,但是只能当“公公”。皇帝永远信任公公,就是因为公公再有钱再有权,他也没有能耐颠覆皇权。而外面的文臣武将,别看暂时寒酸无位,有那个条件是妥妥可以给你取而代之的。所以印度裔横行西方世界的前提就是,他们必须减掉印度民族主义的“根脉”,才能加入西方世界做好“服侍”上层种姓的工作,而后才可以狐假虎威来媚上欺下。
(这是“好威名”的公公们永远体会不到的豪情)
只要印度能够继续维持一亿“精英”十亿“原始部落”的人口格局,欧美上层建筑就愿意接纳这一亿的婆罗门、刹帝利们。
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所绝不会接受的代价。
所以这也是中国无法接受美国与西方世界安排的本质原因,因为西方世界给中国的“发达指标”,只有一亿所谓“西化精英”的“额度”。如果我们想要带着全国大众一起进入生产力先进的发达国家世界,那就意味着那些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回归正常的“劳动才能致富”的人类天道,这当然是这些发达了几百年的“世界贵族”们不能接受的事情。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民族,不但两三百年就会彻底革新一下全社会,而且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和“天道酬勤”这种大众思维和劳动至上的文明共识,所以我们这片文明的土壤出不来对殖民者搞“自残式抗议”的圣雄甘地;我们有的是勇于斗争、谋深虑远、顺应天道、大仁大义的毛泽东。我们要的给世界拉回“按劳分配”的天道正轨,而不是去供养那些老钱门阀,我们要的是十四亿中国人一起发达,而不是一小撮被西方自由主义科举制度洗脑了的“精英”去获取伺候人的权力。所以中国有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国没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国有的是华为、比亚迪这种被美国打压的民族企业,中国没有遍布欧美大公司的高管。这就是两种文明体系下的必然的选择,和截然对立的区别。大一统是中国的常态,却是印度的非常态。
所以印度搞民族主义,这不是它的“对口专业”,印度斯坦的人口总数是6亿左右,而印度国家的总人口现在超过了中国的14亿人,这剩下的8亿人,在民族主义的逻辑下不是印度的人力资源,而是印度的束缚。因为如印度这个生产力水平的国家搞民族主义,那么其必然丧失内部的平衡,因为其无法为全体国民提供正常的生活物资,阶层之间的矛盾会转移到民族矛盾中体现出来,所以其斗争烈度会大大超过预期。但是6亿人的主体民族对于其他8亿人来说,并不足以取得优势,但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民族,因为民族压迫与反压迫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刚刚发生的印度政府去加拿大追杀锡克教的宗教领袖,就是这种民族压迫路径的一种必然结果。而所谓印度的“主体民族”,其实正好是浸淫在印度妥协文明中斗争性较差的一类,很可能最后会被战斗力、组织力强的其他民族反向逆袭。因为印度斯坦这个民族撒泼耍赖是擅长的,但是铁血斗争,却是其短处,而想要对外输出矛盾,却又要遇到中国这个“铁门栓”,所以是印度现在走上的是内部与外部“两头堵”的死局。关于这一点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