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24年，26岁的完颜守绪继位，是为金哀宗，他即将陪伴这个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王朝走完最后的10年。

此时的金国早已在蒙古铁骑的蹂躏下山河破碎，广大的河北、山东地区已非其所有，金国能够实际控制的只有河南、淮北、关中地区。

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金哀宗继位之初，大半国土依然沦丧的金国竟一度出现了“中兴之相”：

金哀宗鼓励农耕，废除苛政，一些逃亡的百姓愿意回到家乡耕种生活，更重要的是，在金哀宗启用完颜陈和尚等一众有为将领后，金国竟然一度扭转了对蒙古的一味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大昌原之战中大败蒙军，打破了蒙古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

说临死反噬也好，说回光返照也罢，但当时的局面确确实实在反映一个尴尬的事实：金国在大片国土丢失后，反而变强了。

如果要给金国“残血”后反而变强找原因，以下这个原因一定不可或缺：金国面对被蒙古铁蹄蹂躏后遍地起义军的山东、河北地区，决定顺势而为，放弃对山东、河北地区的直接控制，而是承认当地起义军首领的割据事实，并设法引导他们去对付蒙古人。

金国在灭亡前的回光返照告诉了世人一个有些反常识的道理：有些时候，“大”反而不如“小”。

随着安史叛军主力在香积寺被唐军击溃，唐帝国终于重新控制了自己的“龙兴之地”关中平原，叛军十分清楚，再想反击夺回关中平原难如登天，有些事必须要做了。

此时，中华帝国的最重要核心区华北平原大半还在叛军手中，按理来说，只有关中平原的唐军无论在兵源还是物资上都是耗不过叛军的，但现实却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此时唐帝国手中的这个关中是一个加强版。

唐朝初年，随着帝国人口不断向都城长安汇聚，长安这座帝都开始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饭不够吃了。

关中平原自产的粮食不足以养活这天下第一城，所以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经常前往东都洛阳“就食”。

唐玄宗时期，为了扭转长安缺粮的局面，开始大举建设从淮南到关中的漕运系统，随着这道淮南、关中漕运系统的完成，长安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大唐皇帝终于不需要再可怜兮兮地跑到东都洛阳吃饭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军与叛军的主战场集中在北方，南方各州县绝大多数仍效忠唐帝国，淮南的粮食仍通过漕运不断运往关中，正因为如此，对于唐帝国来说，如果想坐稳关中就必须保证漕运不断，而对于叛军来说，想要困死关中唐军，最好的办法则是切断淮南的漕运体系。

睢阳地处商丘，是睢阳渠要冲，如果叛军能够占领睢阳，不但会立刻威胁淮南到关中的漕运，还能打开叛军向淮南地区发展的大门，故唐军与叛军势必要在此展开一场厮杀。

安庆绪弑父继位后，命大将尹子奇率大军10余万南下，雍丘防御史张巡见认为雍丘不可守，不如集中兵力死守睢阳，于是率领所部3000人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并一处，共得兵约7000人。

唐军与叛军虽然兵力差距悬殊，但睢阳为坚城，即便叛军人多势众，短时间内也难以攻克，况且叛军的优势在于精锐骑兵，攻坚城并非其所长。

在几番强攻未能得手后，叛军只得围困睢阳与守军打持久战，城内守军逐渐粮尽，到了人相食的地步。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10月，叛军在付出惨重伤亡后终于攻陷睢阳，但在长达10个月的消耗战中，尹子奇手中的这支残破的叛军也很难再继续南下进犯淮南了。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大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安史叛军的都城，唐帝国的东都洛阳随后被唐军收复，很快就会有数不清的坏消息砸向弑父上位的安庆绪。

安庆绪是弑父上位，政权合法性本就不强，再加上本人能力有限，难以服众，与安庆绪一同参与诛杀安禄山的丞相严庄甚至认为安庆绪能力太差，不应该过多出现在众人面前以免被鄙视，所以朝中政务要先汇报到严庄处，安庆绪则深居宫中。

唐军主力集结大军杀向洛阳时，安庆绪惊慌失措，几乎把所有的机动部队全部交给严庄以希望后者能够挡住唐军，但严庄所率领的叛军在与唐军交手并连败几阵士气开始加速崩溃，不断有将士逃跑或倒戈。

看着不断传来的败报，洛阳城中的安庆绪坐不住了，此时机动部队全在严庄手中，安庆绪十分害怕如果严庄部队崩溃，待在洛阳的自己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于是安庆绪选择先“走”一步，撤退至离老巢范阳更近，也更适合防守的邺城。

但此时叛军本就士气低落，安庆绪这么一跑，立刻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叛军中逃亡、投降的情况开始如雪崩般出现。

安庆绪逃跑后，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严庄也降了唐。

兵败如山倒。

由于此时的叛军已呈雪崩之势，唐军没费多大功夫就收回了东都洛阳，但这个时候，唐廷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香积寺之战前，为了获得回鹘骑兵的支持，唐肃宗授意广平王李豫答应回鹘人只要收回长安就纵容回鹘人劫掠三日，但收回长安后，广平王李豫却以如果现在就让回鹘人劫掠东都洛阳百姓就会拼死抵抗为由，希望改为收复洛阳后再让回鹘人劫掠洛阳。

如果洛阳已经被收复，唐廷再没有什么借口不让回鹘人劫掠了，于是，还想着“喜迎王师”的洛阳百姓遭到了“当头棒喝”，没有什么威武雄壮的大唐军队入城，只有如狼似虎的回鹘人大肆抢劫。

洛阳百姓刚出狼窝又入虎口，或许是唐肃宗父子良心发现，也或许是投降的叛军带来了不少财富，最终唐廷与回鹘人商议，以给他们丝绸的方式代替劫掠，回鹘人答应，收下丝绸后停止劫掠，并返回了草原。

唐廷拿出来的那点丝绸与整个洛阳的财富相比肯定是不值得一提的，为何回鹘人这次变得这么好说话呢？

主要原因还是唐军收复东都后实力大增，此时唐廷手上的武装力量明显强于这支回鹘雇佣兵，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不是回鹘雇佣兵良心发现不想在洛阳城里为所欲为，而是他们如果一意孤行要为所欲为可能付出自己承受不了的代价，所有的“礼貌”与“规矩”背后都是实力和能量。

虽然这次回鹘兵的劫掠实际上并未给洛阳百姓带来多大的伤害，但是朝廷竟然纵容外族劫掠自己，自己竟然成为了朝廷与外族谈判的筹码，这样的话题已经在洛阳城中传开，唐廷在洛阳百姓心中已经不是自己的朝廷了。

这个时候洛阳的百姓对于唐廷已经毫无认同感了，唯一能让洛阳百姓继续支持唐廷的只有力量了，你唐廷最好一直强下去。

做了坏事是会有报应的，而如果你的力量恰巧又没那么强，这报应来的速度一定会快到惊人的，这个卖了洛阳百姓的残破大唐，它的报应一定不会太远的。

随着严庄的投降，安庆绪政权彻底进入了土崩瓦解的倒计时阶段，随安庆绪逃出来的三千士兵在几天之内逃的只剩下一千多。

安守忠、李归仁等大将也选择按兵不动，不再与安庆绪主力汇合。

这些将领为何不像严庄一样直接向唐廷投降呢？因为安史叛军还有一股力量，就是留在范阳老家的史思明部，安庆绪领导的叛军虽然在中原地区兵败如山倒，但待在河北老家的叛军实力几乎未受损，是降唐还是回河北老家，这些将领仍在犹豫，但“大燕皇帝”安庆绪已经穷途末路了。

撤到滏阳时，安庆绪手上只有1000多人马了，而驻守在滏阳的却是名将李光弼的1万人马，背后还有王思礼的军队与之遥相呼应。

眼见已入绝境，安庆绪对身边人说，人总是要死的，不如拼一把，他亲率亲兵出奇计竟一举击溃了李光弼的部队，《新唐书》、《旧唐书》均未明确记载安庆绪在绝境中出的是什么奇计，但以10倍优势人马还被敌人进攻得手确实不太像名将李光弼的作风，当然，人都有发挥失常的时候，或许是李光弼认为安庆绪大势已去而轻敌，亦或许是唐廷内部有些不便说的原因而以安庆绪出了奇计而搪塞过去，总之安庆绪临死的拼死一搏竟然赢了。

安庆绪的这次胜利也引发了连锁反应，与李光弼互为依托的王思礼部在听说李光弼战败后没有任何犹豫撒丫子就跑了，其实王思礼此刻的表现也证明了此时的唐军也不过是外强中干，内部已经离心离德，表面上都顶着一面唐旗，实际上内心里各怀鬼胎，这也为不久后的那场惨败埋下伏笔。

安庆绪本来只是侥幸打赢了一仗，但因为王思礼部的溃逃，这次小胜变成了“大破唐军”，安庆绪开始开动宣传机器，说唐军没什么能耐，能打的回鹘骑兵已经撤走了，剩下的都是草包，先前离开的部队赶快回来，“大燕皇帝”马上就要重新收复洛阳了，现在立功不难。

注意安庆绪宣传的重点：唐军草包，立功不难。

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安庆绪太明白这群骄兵悍将的心思了，当兵打仗不就图个富贵嘛，谁赢他们帮谁，对于这样的部队来说，说什么大道理都没用，只有告诉他们回来跟着自己干事少钱多他们才愿意回来。

安庆绪到达相州后，回归的叛军人数已经达到了3万，蔡希德、武令询、田承嗣三明叛将也纷纷率军回归，安庆绪手上的叛军数量恢复至6万。

安庆绪的拼死反扑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收益。

在唐军收复洛阳前后，安庆绪统领的叛军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即便安庆绪在滏阳扳回一局，但只要唐军继续穷追猛打是有机会将安庆绪麾下的叛军彻底消灭殆尽的。

但自李光弼、王思礼败阵以来，唐军对于安庆绪麾下的叛军似乎没有太大的动作，这一方面是因为唐军内部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此时的唐廷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擅自继位的唐肃宗登基的政治合法性不强，他必须立下大功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如今他终于成功收复了长安、洛阳两京，他必须要做一件大事来彰显自己的功绩，这件大事就是：迎太上皇回朝。

自灵武起兵始，至迎太上皇回长安终，一直困扰着唐肃宗李亨身上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现在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了，只是这大唐再也不是以前的大唐了。

唐肃宗忙着搞迎回太上皇的政治表演的时候，安庆绪已经集结了6万人马，有这些军队作为本钱，安庆绪不但暂时性命无虞，甚至还可以进行下一步行动。

但是绝境中的拼死反抗似乎带走了安庆绪所有的勇气与雄心，眼见暂时能够保住性命了，安庆绪开始在相州“安顿”了下来，开始还稍微接见一些将领，但在把一些政务搞得一塌糊涂后，安庆绪彻底当起了鸵鸟，他躲在营中终日饮酒作乐不见众将。

当初刘邦与韩信论兵时，韩信表示刘邦只能带10万兵，而自己统兵多多益善，带兵是一种能力，对于绝大多数将领来说，兵都不是越多越好，光武帝刘秀在进攻陇西时曾嘱咐耿弇，陇西粮少，养不了那么多兵，打上陇山后，要遣散部分部队，一味追求兵多反而可能导致全军溃败，这些话耿弇没听进去，结果果然是汉军在陇西先胜后败。

安庆绪在手上有1000兵的时候神勇无比，在有6万兵的时候却不知所措，更大的可能原因是：他只有统领1000兵的能力，严庄说他能力有限控制不住大场面，大概率没有冤枉他。

总之，在安庆绪反击后，唐军与叛军由于都问题不少，竟“相安无事”地待了一段时间。

两个“弱鸡”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在唐廷与安庆绪这两只“弱鸡”相安无事时，远在范阳的那只狼可没闲着，在安庆绪被唐军击溃后，部分叛军没有投唐，而是直接回了范阳老家。

但当时“燕”政权名义上的皇帝是安庆绪，所以回范阳并不一定等同于投奔史思明。

但史思明绝不是愿意郁郁久居人下的家伙，对于这些回归的叛军，史思明软硬兼施，一方面用高官厚禄拉拢，不愿意上钩的就想各种办法除掉，总是，略施小计之后，范阳彻底姓了史。

但就在此时，史思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降唐。

是什么让史思明选择降唐呢？是信息差，信息的传递需要一定的时间，唐军在被安庆绪打败过一次就再也没主动出击的消息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传递到史思明处，而在此之前，史思明接收到的消息是唐军成功收复两京，安庆绪危在旦夕，大唐即将重回巅峰。

史思明一直是叛军集团二号人物，如今更是掌握着叛军的大多数军队，如今安庆绪已成困兽，如果史思明再投降，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安史之乱可以说已经被平定了。

史思明投降的消息传至长安，以唐肃宗李亨为首的唐帝国统治集团兴奋至极，但他们不会高兴太久，因为对于史思明这样的人来说，你虚弱事实下的强大表象是骗不了他太久的，况且精明如史思明，他即便投降也不会把身家性命全部一股脑托付给你。

史思明的投降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你唐廷得允许他史思明就地割据当一个“河北王”。

唐廷在名义上满足了史思明的要求，封其为“归义王”，但史思明要的不是一个轻飘飘的王爵，而是真正的实权。

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史思明仅仅投降几个月就再次举兵反叛。

关于史思明的降而复叛，有几种说辞，按照史思明自己说，他明明已经真心归附，但是唐肃宗授意李光弼去唆使其部将乌承恩要暗中做掉他，他这才决定反叛。

史思明说，他有李光弼与乌承恩的密信，这是唐廷要治他于死地的铁证，但这个铁证是他自己拿出来的，这书信到底是不是李光弼写给乌承恩的，谁又能说得清呢？

另一种可能则是史思明在发现唐廷并没有想象中强大后认为自己不应该早早投降，于是找一个借口再次反叛，至于为什么要选择杀这个倒霉的乌承恩祭旗，是因为当初史思明降唐就是乌承恩的主意，如今自己降而复叛，这个乌承恩必定不忠，还不如找些借口杀了。

安史叛军都是已经见过血的豺狼，指望凭表面功夫唬住他们，镇住他们，一时半会儿或许可以，时间一长必定露馅，该打的仗，该还的债一点也别想少。

完成了赢回太上皇“壮举”的唐廷终于想到应该给安庆绪致命一击了。

但此时的唐廷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史思明的降而复叛，在相州的安庆绪已经有了强大的外援了。

乾元元年（759）九月，唐肃宗命郭子仪、鲁炅、李奥、许叔冀、李嗣业、季广琛、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共领步骑约20万北进主攻安庆绪，又命李光弼、王思礼两节度使率所部助攻。

9位节度使，20万大军，显然唐军是希望一举荡平邺城的安庆绪叛军的，此时的安庆绪手上有6万军队，但是有超过一半是战斗力薄弱的新兵，双方力量差距比较明显，但唐肃宗却搞出了一个“神操作”：这9路大军由9位节度使各自统领，互不统属，不设主帅，只是派一个宦官鱼朝恩居中调度。

当年10月，各路唐军陆续渡过黄河，李嗣业一马当先进攻邺城屏障卫州，安庆绪欲出邺城之兵救援，结果被李嗣业击败，安庆绪又准备出城与唐军决战，结果又被打败，这下安庆绪只能龟缩于邺城死守。

此时能救援安庆绪的只有史思明了，但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安庆绪又有什么资格去让史思明去救援他呢？

眼看唐军合围日紧，安庆绪为了保命终于把最后的筹码也扔了出去，他向范阳的史思明表示，只要能来救援自己，就把“大燕”皇帝之位让给史思明。

面对安庆绪如此“诚意”，史思明动了，他亲率大军10万前往邺城救援安庆绪，但精明的史思明可不是一上来就找合围的唐军拼命，他只是派李归仁率1万兵马进驻涤阳，与城内的安庆绪形遥相呼应。

史思明的意图很明确，坐山观虎斗，先看看唐军虚实，如果有一战之力则伺机出击，如果唐军实力过强也好撤退。

无论是出击还是撤退，史思明都要让城内的安庆绪最大限度地消耗唐军而后再出手。

面对城里的安庆绪和城外的史思明，李光弼建议先去解决城外的史思明，因为有史思明在唐军不敢全力攻城，而如果唐军击溃了史思明的援军，城内安庆绪的部队自然会信心崩溃。

但负责监军的太监鱼朝恩认为这个建议太冒险，如果与史思明陷入苦战，城中安庆绪又杀军就比较麻烦，平心而论，这种情况是有，但安庆绪的部队已经连败两仗，部队死的死，逃的逃，即便出城还有几分战斗力呢？

各方讨论无果，唐军只能选择最稳妥的方式，继续围困邺城。

但20万大军需要吃饭，后勤补给是一个大问题，见唐军不动，史思明开始在外围袭扰唐军补给线。

双方在邺城对峙4个月后，史思明见唐军已师老兵疲决定主动出击，唐军主阵地选在安阳河北，史思明亲率5万精兵迎击。

唐军的前军由李光弼、鲁炅、李奥部兵马，唐军与史思明部队接阵后展开激战，刚开始双方不分胜负，但随后赶到的郭子仪部还未及加入战场，突然狂风大作，双方均脱离战阵撤退。

这个时候唐军互不统属的劣势就暴露无遗了，虽然唐军与叛军都是退，但叛军是有章法的撤退，而唐军由于找不到“组织”，直接进入了“溃退”模式，9名节度使均只顾自己，郭子仪一直退到洛阳才停下。

就这样邺城之围自解，史思明即将走向权力的巅峰，而安史之乱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长期化。

在文章开头，我们讨论了“大”与“小”这个问题，按照直觉，我们会认为大总比小要好，就像当初许老板所说的“买买买”、“大大大”。

但事实上，体量扩大的同时往往会同时伴随着成本的提高，如果体量扩大带来的收益无法覆成本的递增，“大”就变成了一种陷阱。

文章开头所举的金国失去了山东、河北后反而变强的例子，其实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彼时的山东、河北已经由汉人军阀实际控制，山东河北的税赋到不了金廷手中，金廷也没办法从山东、河北募兵，如果要强行控制山东、河北，就得派兵先去一个一个打掉当地军阀，这种状态下，山东、河北对于金廷来说就是妥妥的负资产，倒不如直接扔给当地汉人军阀。

之前文章中提到的李泌奇计，其实就是要利用“大”这个陷阱拖死安史叛军集团，李泌之所以说如果急于收复长安，则剿灭叛军的周期必然延长，原因就在于唐军拿下长安等于帮助叛军甩掉了一个“负资产”，叛军将从虚弱的全国性政权，变成小而精的地方性政权。

只是李泌的计划未免太过冒险，因为长安对于叛军是负资产，但对唐帝国来说却是妥妥的正资产，不快速收回长安是可能导致全局的大败亏输的。

此番邺城之战，唐军又在盲目追求“大”，九路节度使互不统属，这样的配置各部队之间可能不是做加法，而是相互掣肘、并陷入无限内耗。

“大”与“小”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在各类配套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追求大，结果往往是一场灾难。

疫情之前，很多所谓精英人士无论是投资还是做事都喜欢把杠杆加到极限，普通家庭出身，因为踩上风口获得百万年薪的人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买千万房产天经地义，以如此方式计划人生的人这几年都被现实教育了。

《三国演义》青梅煮酒的情节中，曹操是这样向刘备介绍龙的：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所谓龙，不但能大，亦能小，不但能升，亦能隐。

周易乾卦六爻的最后一卦卦辞是：上九，亢龙有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