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范弗里特弹药量”，其实是朝鲜战争时期一个特有的历史名词，也是唯火力制胜论的一种。

“范弗里特弹药量”的创造者是范弗里特，而词的发明者确是美国人。

在上甘岭战役之前，范弗里特始终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即便是当时美国国内已经抨击他在战场上过度消耗弹药“浪费纳税人的钱”。

可一场上甘岭战役，却让范弗里特清醒的认识到，他的唯火力制胜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意志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范弗里特慷慨豪迈的"摊牌"，输了个精光。”

整个上甘岭战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消耗了炮弹190多万发，平均每天5000发，这还不包括被击毁的大炮和坦克以及一些轻型武器，整个山头被削平了两米。

相比之下，志愿军发射炮弹只用了40万发，差不多只有“联合国军”的五分之一。

不过出奇的是，从上甘岭战役活着下来的美国大兵在事后回忆，都认为志愿军在炮火力量上要“碾压他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

1952年10月初，鉴于志愿军已经逐步掌握了地面作战的主动权，美军决定在金化以北发起一场小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抽调了美第九军团两个营。

按照美军的估计，此次行动6天，会造成200多人的伤亡。

范弗里特后来把这次军事行动定名为“摊牌行动”，并大肆在媒体上渲染。

从一开始的计划，美军对这次军事行动估计就是乐观的，因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弹药以及空中支援，这其中有多达16个营的炮兵以及200多架次战斗机和轰炸机支援。

如果仅仅只是从炮火力量上来看，我军是完全不占优的。简单的概括双方炮兵实力，敌人是“多、大、远”，而我军是“少、小、近”。

即便是到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美军的重炮火力依然是志愿军的20倍。

当然，上甘岭战役一开始就不是按照美国人的计划打的，这当中出了很多变故。

从10月14日，美军集中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对我上甘岭阵地发动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标志着上甘岭战役爆发。

美军的火力密度是空前的，达到了每秒6发，据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老兵后来回忆，美军炮火之猛烈可以说是相当强，他们在坑道中就好像是乘坐船只在波涛的海面上颠簸，不少战士被大炮的镇定，上下牙不自觉的颤动，甚至咬破了嘴唇，一名17岁的小战士甚至被大炮震死。

也因为敌人的火炮太猛烈，炸断了天线，甚至在短短几分钟内，坑道内储备的天线就都被敌人炸断，导致了上甘岭前沿阵地与后方失去联系。

多亏了营部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冒着敌人的轰炸，以身体连接通电话线，这才给前沿与后方换来了宝贵的三分钟通话时间。

牛保才壮烈牺牲，战后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整个上甘岭战役，战争烈度都是空前的。

在猛烈的炮火准备后，美军向上甘岭发动了冲锋，被志愿军赶了下去，他们一开始根本就想不到，在如此猛烈的炮击之下，怎么还会有人生存，一直到后来南朝鲜军上来被赶下去后，美军才从他们口中得知。

原来志愿军挖了坑道。

在第二阶段的战斗中，美军为了摧毁我军的坑道，先后采用了用无后坐力炮抵近射击、用炸药包爆破、向坑道里投掷手榴弹，甚至后来还出动了P-51飞机低空俯冲扫射。

美军后来改变了策略，采取炮火力量封锁我军后勤保障的通道，以至于我军坑道内出现了断水断粮的情况，后来就连药品也出现了短缺。

为了应对美军炮火力量，我军也不得不开动脑筋。

志愿军一开始就注意到，美军炮火打的很精准，事后才弄懂关键，因为美军炮兵都有飞机在空中校正目标。

我军没有防空力量，因此美军炮兵矫正机能从容的飞临我军阵地上空。

考虑到我军主力的37炮射程也不够，战士们只能把近防炮拆散成零部件抬上山在组装，通过架设在高处的37近防炮增加射程来打敌人的炮兵校正机。

尽管方法土了些，而且很容易暴露，却很奏效，敌人的炮兵校正机被揍下来两架，这样一来，敌人的飞机也不敢在肆无忌惮的飞临我阵地上空，他们的炮兵没有空中的引导，精准度自然大打折扣。

打掉敌人炮兵的眼睛后，我军利用地势，设置隐蔽的炮兵阵地，使敌人无法破坏。相反我军却可以利用炮火，不断地摧毁敌人的炮阵地。

美国国内通讯社就有消息称：

“在击毁中国大炮方面，我军没有效力，中国炮兵工事构筑得很巧妙，很难发现，更难打中。”

不仅如此，为了保障能够利用有限的弹药发挥无限作用，15军在前沿以及后方设立了充分的通讯保障机构，使得前沿能够顺畅自如的联系炮火支援。

到敌人上来后，我军在坑道内的战士通过步话机联络炮阵地，根据方位施行炮火打击，我军就能做到“足不出户”，就能大范围的杀伤敌人。

另外在近战中，志愿军战士特别擅长利用迫击炮优势。

迫击炮是一种轻型炮，相比于口径大的重火力炮，迫击炮的威力并不大，但这种炮有个特点，即以曲射为主，既能打到看得见的敌人，也能打到看不见的敌人。

利用迫击炮的曲射特点，我军将炮阵地设置在山的反斜面，利用曲射来压制山沟里的敌人，进攻的敌人往往被成片的杀伤，却无法寻找到我军的炮阵地。

据一名从上甘岭战役幸存下来的美军上尉李奇回忆，他曾奉令增援美军一个连去进攻我军阵地，结果他们两个连遭到我军迫击炮覆盖，几乎全军覆没，他本人也侥幸逃脱。

“到前面去援救只剩几个人的一个连，而我们自己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我旁边的无线电报务员和排里的中士都阵亡了，那里根本没有藏身之处，中国发射的迫击炮弹一秒一发，真是可怕极了。”

相比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我军不仅炮少、炮小，就连炮弹的数量也不够多，那么是怎么给美军造成我军炮弹多的错觉呢？

这主要依靠先进的炮兵战术支持。

无论是大炮、小炮还是中炮，我军炮兵主要采取的是奇袭的战术，而且为了奇袭准确，我军甚至给阵地标上了固定的炮击编号，进攻时只需要按照编号进攻，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炮兵作用。

不仅如此，当时为了能发挥大炮的作用，我军还采用了给大炮上刺刀的战术，将各种类型的重炮、榴弹炮推上山，推到一线，重点打击敌人前沿的中跑、小炮。使得我军一线的炮火始终牢牢地压制敌军火力。

这么一来，也给敌人造成了一些错觉，一开战，我军的炮弹便连绵不绝的砸下来。敌人的炮兵甚至根本来不及进行炮火准备。

原炮兵一师师长文击（开国少将）就曾回忆当年抗美援朝时期，炮兵利用灵活战术，与美军斗智斗勇的情况。

”在朝鲜战场，志愿军炮兵灵活运用战术，用头脑与美军打仗，不墨守成规，既斗狠、又斗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力求把仗打巧妙、打精、打活：有时提前一天进行破坏射击；有时炮火准备后实行火力假转移，当敌军进入工事后，再进行炮火袭击；有时只进行破坏射击，步兵偷袭占领阵地，被袭美军惊呼：“这样的打法太不正规！”

一个被俘的美军连长曾质疑：

“你们的大炮一定比我们多，白天打晚上打，打的我们坐卧不安。”

文击后来笑着回应他：

“（我们）大炮可比你们少多了，不过我们知道怎样让有限的炮兵发挥最大的威力。因此，你会觉得我们的炮火无处不在。”

不仅如此，我军还创造性的发明了“大炮打游击”的战术，就连重达数吨的榴弹炮，也被炮兵战士们拖着漫山遍野的炮，让敌人找不到北。

据原志愿军12军34师山炮营（即炮团）战士吴广田回忆，当年他们就是扛着炮，背着炮弹（75毫米山炮）漫山遍野的来回跑，利用小规模的火炮突击敌人的火力点。

吴广田值夜班时，还偶然遇到了战友孙会亭连长、贾计拴排长，他们两人在是到537.7高地进行抵近侦察的。

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连在537.7高地上遭到了敌人一个暗堡直射火力的威胁，该连连长向上级请示后，请炮兵来支援，因此两人专门到前沿去观察，看看能不能把炮背上去，抵近炸掉这个地堡。

通过与步兵商量后，孙会亭连长、贾计拴排长认为炮击可行，于是回去搬炮，结果路上走错路，差点深入到敌人阵地里，好在发现的及时，这才幸免于难，和吴广田在927高地上碰面、

吴广田一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他们几人寒暄了几句后，孙会亭、贾计拴回去后还带着连队把炮搬到了阵地上，准备对该火力点进行炮击。

当时，敌我双方在上甘岭高地上争夺很激烈，时任步兵连连长的于长远考虑了一番，却不同意炮兵再出击，他认为摧毁敌人火力点固然容易，但势必遭到敌人报复，他们步兵守不住了可以退守坑道，退下去再上来，轻松自如，但炮兵想要来回运送就不是那么容易。

出于保存有生力量，于长远给上级写了封信，希望上级不要在为他们费心拔出敌人这个火力点。

志愿军之间这番战友深情，也让人不禁动容。

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双方还在此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对峙，后来接替15军布防上甘岭地区的24军后来还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游击炮群战术，利用突然、近迫、猛烈的急袭，打击敌炮兵，收取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效果。时任24军炮兵主任的万海峰还把这一战术推广到了高炮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