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2日，彭老总率西北野战军发起二打榆林战役。
就在两个月前，彭老总就指挥西野发起过榆林战役，当时是为了策应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发起的，胡宗南为了救援榆林，抽调了钟松的整编36师驰援，客观上减缓了压力，从战略上来讲是成功的。
尽管一打榆林失利，但后来的沙家店战役中，彭老总歼灭钟松整编36师6000余人，也算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可二打榆林，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当时延清战役已经结束，西北形势一片大好，胡宗南龟缩不敢轻易出动，虽然仍不具备解放延安的条件，但榆林地区国民党军较为孤立，因此当时西野全军上下都认为，拿下榆林是板上钉钉的事儿。
可没想到的是，西野二打榆林仍然失利，久攻不克，无奈之下只好撤离。
彭老总后来也视二打榆林为西北战场的败仗之一。
也因为此战，彭老总后来还受到埋怨。
当时守榆林的国民党军将领为邓宝珊，此人无心内战，甚至与我党关系很好，守榆林期间始终致力于保境安民，没有同我军作战，西野二打榆林时，邓宝珊也没想到自己会挨揍，建国后，作为起义将领的邓宝珊还曾提到这件事，心里的不快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榆林一战也暴露了西野的问题，除了兵力不足、重武器短缺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之前我们零星的谈过不少有关西野的问题，包括兵力少，武器装备差的问题。
盖因地处西北，地少人稀，西野征兵不利，不过这种小规模的兵力，倒是有利于大军在沟壑纵横的陕北活动，胡宗南的大集团兵力，反倒不易找到我军踪迹。
不过，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西野承受的压力最大，因为陕北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1947年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后，延安更是首当其冲。
党中央毛主席也不得不为此撤离延安。
一方面毛主席率领中央纵队加上西北野战军全军，牢牢地将胡宗南牵制在陕北，客观上为支援全国战场起作用；另外一方面，全国战场也实时支援西北战场，包括不使蒋介石调更多兵力到西北，为彭老总减轻不少压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彭老总率领两万人的西北野战军，牵制胡宗南大军，受到中央数次表彰，以至于就连在华东的陈老总都知道了。
当时，中央要求华野西兵团南渡黄河到豫皖苏，与刘邓大军、陈谢集团三大战略集团挺进中原，因为华野打仗太依赖后勤，曾有过拖延，毛主席要求华野要建立无后方作战思想，并着重提到彭老总的情况。
陈毅一开始不明原委，还拿着电文跟粟裕说：
“我觉得主席是在抬西北压咱们华北。”
一直到1947年底，陈毅赴中央汇报工作，并亲自到华北、西北参观，才了解了西北野战军的处境。
不过，西北战事艰难，有战斗必然有消耗，西野每次作战，实际都面临不小的损失，而作为后勤基地的晋绥军区虽然能提供一点支持，但也是杯水车薪，因为晋绥根据地自己也是地少人稀。
彭老总为了扩军，其实想了不少办法。
比如一开始，中央是想把陈赓纵队调到陕北，只是后来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陈谢集团的任务变了，没被调到陕北，而是开赴豫西。
还比如一年后，1948年夏末秋初，西府陇东战役后，彭老总意外听说徐向前率华北一兵团在山西打的不错，想调这支生力军来西北，只是徐向前在山西任务也不轻，中央也没同意。
既然不能靠其他部队支持，就只能靠自己。
西野补充兵员，除了本身是西北子弟外，更多的还是吸收俘虏兵。
从1947年年初的两万人，到延清战役后，西野已经扩建了五个纵队加一个直属的山炮营，总计兵力7.5万人。
虽然在数量上仍然不比东野、华野动辄几十万大军，但是应付沟壑纵横的西北地区已经算是很好了。
可惜的是，吸收来俘虏兵，西野短时间内数量上是增加了，实力却没增加多少。
二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廖汉生后来在回忆中，提到了部队解放战士过多的情况。
所谓的“解放战士”就是从国民党军俘虏兵中吸收转化来的。
其实纵观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为了充实实力，都有吸收俘虏兵转化“解放战士”的情况，相比于从普通人中征召，这批人原本就是军旅出身，战斗素养好，征召到部队能很快形成战斗力。
华野当年在孟良崮战役后，也曾把两万俘虏兵充实到部队。
可这么一来也出现了问题。
“解放战士”思想短时间内无法改变，他们多数仍然持在国民党军阵营时期的反动立场，甚至不少把原来在国民党军时期的陋习也带到部队中来，战事不利时，还常常会拖枪叛逃。
华野七月分兵，一纵、四纵挺进鲁南，据叶飞、陶勇回忆，就是因为吸收了太多整编74师的俘虏兵，来不及教育改造，导致了挺进鲁南失利。
彭老总通过二打榆林，显然也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后来他给中央的一封电文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绝对多数是四川人……”
之所以是四川人，是因为西野吸收的俘虏兵主要是从胡宗南集团来的。
胡宗南从1932年开始，便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后来尾随追击一路跟到了四川，此后长期在川西北地区，只有抗战爆发时，才短暂的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惨败后又退回关中。
也因为围剿红军时曾遭遇重创，胡宗南部在川西北活动频繁，所以征召的士兵大多数也是川籍，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胡宗南更是盘踞西安，因西北地少人稀，兵员只能从临近的四川征召。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累败于彭老总，他麾下的川籍士兵自然也就到了西北野战军。
可因为在胡宗南部深受国民党反动思想熏陶，这部分俘虏兵短时间内思想很难改观，二打榆林之所以失利，除了客观上的因素外，兵员素质也是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
其实从1947年夏，中央也注意到了部队这一情况，朱老总在九月的一次讲话中，也提到了部队要进行整军，毛主席也支持朱老总这个决定。
东北民主联军以及东北军区同年九月就开展了土改政策学习，并在全军上下开展诉苦教育，很有成效，谭震林（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还专门写了报告递交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随即转发全军讨论学习。
1947年11月27日，西野致电中央，就建议进行深入的土改教育以及诉苦教育，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也决定，为了夺取全国胜利，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补充俘虏和整训的经验。
从12月底，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号召，在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三彭老总在会上宣布进行新式整军后，各纵队均遵照开展，但各方面工作经验都很不足，方式也各异。
后来还是余秋里给彭老总支了一招。
余秋里时任一纵358旅政委，他在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后，就特别注意基层的思想动态，几次深入一线调查研究，他注意到714团2营进行新式整军运动，特别成功，部队战士们都说，是二营教导员夏伟的功劳。
夏伟告诉余秋里，二营当初补充了大批“解放战士”入营，最初的时候，这些“解放战士”总说怪话，说解放军打仗不正规，为此经常和部队其他老兵争执。
不过，夏伟也发现，许多“解放战士”的出身并不高，绝大多数也是穷苦的人家，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参军，都受尽了欺压。
夏伟采取了一个办法，从关心解放战士生活入手，不断嘘寒问暖，他在行军时让老兵帮“解放战士”和新兵背枪，还在宿营时替他们站岗放哨。
久而久之，这些“解放战士”的心也逐渐被暖化，思想也逐渐改观。
余秋里决心以二营为代表，先期开展“三查三整”，果然收获了奇效。后来他告诉彭老总，部队开展运动后，二营四连还出了个典型。
“哦，什么典型？”
原来，二营四连有个“解放战士”叫路新理，是在蟠龙战役中被俘的，最初参军时，他的“怪话”最多，说解放军打仗不正规，整天钻山沟，一见部队走夜路，就怪话连篇的说：
“钻山沟，走夜路，和土匪有什么区别？”
一次，部队焕发新军装，路新理趁人不注意，一把扔掉帽子，一边仍还一边说：
“什么破玩意儿，老子才不戴。”
大家都知道路新理脾气怪，都叫他“罗克兵”（即落后战士），也不去理他，他反而变本加厉。
路新理见到部队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上去就骂：
“你拿的是枪，又不是木棍，为什么不抵抗就投降了？”
彭老总一听余秋里的描述，不由得也有些发愁，部队出现这样的怪相，不是好事，可余秋里此时却话锋一转，称此人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部队开展“三查三整”教育后，一天夜里，连指导员发现路新理鬼鬼祟祟拿着一布包东西出去了，还以为他是想开小差，就悄悄跟了上去，不料到了个山坡上时，路新理打开包袱，从里面拿出个纸牌牌，还摆上香火、蜡烛，指导员凑近一瞧，发现路新理摆的是他母亲的牌位。
原来，路新理这几天一直听大伙在台上“诉苦”，心里有很深的感触，他自己也是苦出身，父亲给地主家里当长工，累死累活养不活一家四口人，后来竟然给活活累死，母亲和他以及妹妹葬了父亲后，搬到了晋南夏县，在盐场晒卤，也很艰难，母亲去世后，他一个人养育妹妹长大，可不幸的是，他自己被抓了壮丁，与妹妹也失去了联系。
路新理被俘参军后，一开始也想不通国民党军与人民军队有什么区别，在他看来，在哪儿当兵也是要打仗的，他不愿意打仗，他记挂着家里的妹妹，总想回家看看。
随着后来部队教育，路新理意识到了人民军队的不同，他也想上台“诉苦”，但他平日里性情古怪，怪话很多，生怕大家取笑他，所以他只能在半夜偷偷跟母亲的牌位说。
指导员听了他的话，也觉得动容，指导员鼓励他大胆上台讲话，不要怕人说。
第二天，全连召开诉苦大会，路新理主动上台，声泪俱下讲述自己的遭遇，感染了全连的指战员，路新理更是当众表态：
“现在我明白了是谁让我受的苦，明白了应该用手中的枪去打谁。今后，我一定在解放军里好好打仗，为我的亲人报仇。”
有了路新理一个典型，四连整体的风气很快就不一样了。
余秋里后来把这一经验推广到了715团、716团，很快便收获了成效。
听了余秋里的回报，彭老总还专程到了358旅视察，还亲自参加了诉苦大会，在715团，他听了“解放战士”于德水的遭遇，回过头对甘泗淇说：
“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过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
在西野全军上下推广这种新式整军后，收获了不俗的效果，甚至还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为此彭老总把余秋里推荐到毛主席那儿，专门讲了这一经验。
西北野战军经过了新式整军后，整体实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广大官兵一心一意，为翻身解放不懈斗争，不怕牺牲，奋勇向前。
1948年3月，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发起宜川战役，歼灭胡宗南部刘戡整编29军3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