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闫树军 杨玉珍

黎玉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现场是最好的课堂。走进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笔者在这里不仅记住了这次全会是党中央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更真切地感悟到这次会议是以对中国社会过去、现状和未来的透彻理解，毅然决然地选择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由此，这次会议作为奠基新中国的高光时刻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节点而载入史册。

1948年，在西北战局的形势扭转后，毛泽东率部于3月21日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经山西，翻过五台山，跨越长城岭，于4月11日傍晚到达河北阜平城南庄，住进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八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当年冬季召开二中全会的问题。毛泽东还特别列出三个重点：（甲）中央工作报告（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党的任务）；（乙）关于在民主革命中对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丙）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毛泽东的这份电文，当为会议议题的预先通知。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这是自撤离延安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这次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六个问题。其中第二个是关于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但何时召开，并没有确定。

5月27日，毛泽东搬到西柏坡。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也称“九月会议”。这是自抗战胜利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并在9月13日作的结论中强调：“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随着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胜利，革命胜利大局基本已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被提上了日程。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以便确定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有关事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历史性盛会，但这次会议也有一些遗憾。

第件憾事就是黎玉缺席会议。

黎玉缺席不像其他人那样因有事或有病等原因不能参加会议。他的缺席是因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被“停止到会”的。

黎玉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东军区副政委。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开创山东的抗日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46年，黎玉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在山东主持制定了华东地区开展土改运动的《九一指示》，即要求华东地区在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分完成土地改革，并就“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分配土地的步骤”等几方面制订细则。

但不承想，1947年6月，作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饶漱石回到山东，同年11月康生在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后也从西柏坡前往山东就任山东分局书记、省政府主席。他们首先推翻了1946年9月华东局制定的《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把山东党打成“富农党”，说其执行的是“富农路线”，并大行“搬石头”，将山东党的许多优秀干部通通“搬掉”。同时，各分区、县、乡的干部也被大批撤职、降职和调离。他们大力推行贫雇农光荣的极左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黎玉也就成了“富农路线”的代表人物。随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拒绝华东局领导”等10多条罪名，一股脑地加在黎玉头上。但黎玉始终从战争大局需要出发，从团结同志、维护大局利益出发，忍辱负重，以牺牲个人利益去维护党和革命事业的最大利益。那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进攻时期，中共中央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彻底了解事情的真相，再加上历史的影响，因此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作出停止黎玉到会的决定，这成为党史上的一大憾事。

1986年3月，中共中央第62号文件作出批复，同意山东省委关于对黎玉、林浩同志所作的结论，恢复其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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