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的时光流转，历经风雨的李默庵终于踏上归国之路。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一场意外的重逢在等待他。邓颖超紧紧握住他的手，眼中含泪，仿佛穿越时空，传递着周恩来总理生命中最后的挂念：“默庵，你终于回来了。恩来找了你很久，他等你等得好苦啊！”这究竟是怎样一段深情厚谊，使得国家领袖在临终时刻还牵挂着他？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邓颖超见到的这个人，便是李默庵，他与周恩来之间的师生关系不仅深厚而且复杂。虽然周恩来在黄埔时期担任政治部主任，对李默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远超传统的师生情感。
1904年生于湖南长沙的李默庵，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他的家庭无力拥有田地，只能依靠在地主家打零工来维持生计，如砍柴和饲养家畜。从小李默庵就在劳作中与父母并肩作战，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尽管小学毕业后，家庭的经济困境迫使他不得不中断学业，但他的命运由此转折。他的堂兄，经济状况较好，看不过眼自己的弟弟因贫困而辍学，决定资助李默庵继续接受教育。这一举动不仅让李默庵有机会继续学习，而且为他后来的人生开启了新的可能。
1923年广州革命政府派人来长沙招考军校学生，19岁的李默庵，怀揣着青春的热血和对国家的深刻忧虑，决定弃笔从戎，以军事之路寻求改变国运的可能。与李默庵一同怀抱梦想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们组成了一支志同道合的团队，决心共赴广州。在这个团队中，陈赓因其幽默和口才而自然成为领队。李默庵对他充满敬佩，常称他为“陈大哥”，表达着深厚的友情和信赖。
黄埔军校的学习生活极为严格和充满挑战，但李默庵以其惊人的勤奋和毅力，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时任校政治部主任，对李默庵的表现十分赞赏，他特意安排陈赓在适当的时机向李默庵发出共产党的邀请。同时蒋介石也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能将其吸纳为国民党的力量。
李默庵的政治之路在陈赓的引导下开始偏向共产党。尽管学校内部的政治斗争激烈，但他的入党大大提升了他在周恩来眼中的地位。周恩来欣慰地对他说：“默庵，你是我们黄埔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这是个好的开始。”这番话让李默庵深感荣幸，随后他更被任命为政治部的秘书，直接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这不仅是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忠诚的信任。
李默庵对两党之间的冲突感到困惑和疲惫。他本想单纯地为国服务，却发现自己深陷党派之争。在党的争斗日渐激烈时，他常作为中立者出现，试图平息双方的矛盾。这种行为使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地位变得尴尬。许继慎等人开始对他的忠诚产生怀疑，批评他的中立态度，并渐渐地将他排斥在党的活动之外。
在这种情绪的低落中，李默庵的个人生活却有了新的转机。他与一位来自执信学校的女学生陷入爱河，爱情让他暂时忘却了政治斗争的疲惫，这段恋情让他更加疏远了党组织的活动，加剧了他与党组织的隔阂。这种错综复杂的心情和环境，最终导致了李默庵与共产党的决裂，他的政治选择和个人命运因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急剧激化，蒋介石被扣押在西安，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只携带一个助手前往西安，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为了确保安全，李默庵立即引导周恩来进入师部的隐蔽房间。
两人在简短的寒暄后，周恩来突然提起了诗歌，令李默庵颇感意外。周恩来轻声朗诵：“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李默庵一瞬间震惊，这是他私下创作的诗句，只在私密信件中通过电报发送给了他的妻子。
李默庵困惑不已，无法理解周恩来是如何知道这首诗的。周恩来见状微笑解释，原来1933年第四次围剿期间，李默庵所在的第十师并未参与主要战斗。战后他所目睹的惨烈场景促使他创作了这首诗，并通过电报发给了家人。
不料这段电报被红军截获，周恩来因此得知了诗的内容。这首诗充满了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和厌恶情绪，周恩来对其印象深刻，几乎一读便难以忘怀。这次重逢，两人长谈甚欢，尤其是在回顾过去的江西战役时，李默庵不吝赞美红军的英勇和灵活的战术。
两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人也聊及了他们共同的教育背景和军校时代的经历，气氛虽然友好但也带有一丝复杂的情绪。此次对话持续了三个小时，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两人都谨慎地避开了西安事变的敏感话题。这次会面与黄埔毕业后的告别一样，之后又是漫长时间的未见。
两人的最终重逢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的1937年7月。李默庵届时已晋升为第十四军军长，随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他迅速带领部队前往晋西北，与八路军联手抗击日军。考虑到山西的战略重要性，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也被派至当地，与地方军阀阎锡山商讨保卫策略。
在忻口会战即将展开之际，李默庵得知周恩来在太原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工作，便抽空前往拜访。两人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重聚，周恩来身着中山装，神态激昂，而李默庵则佩戴便装，显得较为低调。他们的谈话再次延续了数小时，主要围绕着抗日形势和前线的战略部署展开讨论，彼此之间的尊重和敬意依旧分明。
1941年，李默庵接任国民革命军第32集团军总司令，继续他在敌后地区的游击战斗，直至日本投降。战后，他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并在绍兴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了日军的投降。
到了1946年，李默庵晋升为第一绥靖区司令，其驻地设在南通。虽然在任期内他未直接指挥对抗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但他的部下曾成功截获解放军的战略物资，证明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在1948年的政治风云变幻中，程潜决定不参与副总统选举，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命令李默庵赴长沙，担任公署副主任并兼任第十七绥靖区的司令官。程潜面对国民党内部的裂痕和对蒋介石的逐渐失望，开始倾向于与共产党合作，探索和平起义的可能性。
程潜在一次深夜会议中向李默庵坦诚表达了和平起义的意向。李默庵毫不迟疑地表示支持，坦言自己亦有同样的想法，若有程潜带头，他将坚定不移地跟随。两人从那刻起，密切合作，筹划起义事宜。
他们认识到，要成功起义，必须克服白崇禧这一重大障碍。在程星龄的建议下，他们决定也必须拉拢陈明仁。当陈明仁到访湖南时，程潜亲自接待，并明确表达了自己坚定的立场。陈明仁，对蒋介石的统治方式深感失望，也表达了加入起义的决心。
李默庵成功说服了他的两位信任的老部下彭如杰和伍劲修参与起义，他们都是高级将领，掌握重兵。他还努力将自己多年指挥的第14军带入起义行列。1949年8月，由程潜和陈明仁领导的长沙起义成功爆发，湖南宣布和平解放。
在起义前两个月，由于与陈明仁的意见不合，李默庵选择离开湖南，前往香港。虽然他没有与程潜深谈，程潜后来仍深表遗憾，感叹未能共同见证起义的成功。在香港，李默庵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同面临着蒋介石的拉拢。
收到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发来的信，询问他是否愿意前往台湾，李默庵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退出军界，拒绝前往台湾。长沙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李默庵在香港与40余名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蒋介石政权，这一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虽有多位国民党人士陆续北上，李默庵却因长期在蒋介石麾下及未能在湖南起义中直接参与而犹豫不决。香港生活的经济压力巨大，李默庵为维持基本生活，甚至卖掉了私人汽车和妻子的首饰。在这段时间里他深思熟虑，最终决定不向新政权投机，而是选择静观其变，等待适当的时机以保全家人的安全和尊严。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默庵被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所困扰，最终选择离开中国，李默庵在国外度过了三十年的流亡生活，周恩来总理未曾忘记这位黄埔军校的旧部，多次派人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希望能将他接回祖国。
尽管当年的离开只是一时的决定，李默庵通过他在海外的行动不断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期望能弥补过去的错误。这些年来，不论是政府高层还是周总理本人，都始终对他的归来抱有期待。
终于在流亡三十年后，李默庵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到了故土。当他得知周恩来在世时最后时刻还挂念着他，深深的愧疚和感动让他泪流满面。这种深厚的师生情感，激励他决定留在祖国，不再离开。
重返祖国的李默庵，将自己余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参与了多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项目，积极推动教育和科技的进步，帮助培养新一代的科技人才，对农业和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李默庵也特别关注退役军人的安置和福利问题，努力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在投身社会活动的同时，李默庵也不忘纪念和继承周总理的遗愿，他在多个公共讲座和研讨会上分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鼓励年轻人学习总理的无私奉献和对国家的深情忠诚。
直至2001年，李默庵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97岁。在他的葬礼上，无数曾受他影响和帮助的人们来到现场，表达对这位老一辈革命者的最后敬意。他的一生虽有波折，但最终证明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李默庵的生平成为了一种鼓励，告诉人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能够重拾信念，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故事在学校的历史书籍中被反复提及，激励着新一代在面对挑战时永不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