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一架飞机在大阪着陆，舱门打开，一名中国农民孙保杰缓缓走出，身旁是他曾救助的日本老兵石田东四郎。他们的到来吸引了大量媒体，背后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深刻历史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仇恨与和解，悲剧与善意的故事。孙邦俊在抗战末期曾无意中救下了一名重伤的日本兵，这个决定如何改变了两个家庭，甚至两国人民的命运？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46年，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的翌年，孙邦俊的故乡，河南省南阳市的南召县，正处于缓慢而艰难的重建阶段。尽管物资匮乏，但对孙邦俊而言，这些困难时刻仍比战争时期的苦难要温和得多。孙邦俊每天都会在黎明前起床，将家中的农产品挑担到几十里外的市镇售卖，尽管道路遥远且崎岖，他却乐此不疲。
某个市场日的清晨，孙邦俊如往常一样到达市场，正当他寻找合适的地点摆摊时，目光不经意间捕捉到一个身影在偷窃包子。正当他准备过去制止时，一旁的商贩已经高声呼喊：“抓贼！那个日本鬼子在偷东西！”顿时，周围的人群涌向了那个瘦弱的身影，将其团团围住，愤怒的声音此起彼伏。
孙邦俊靠近一看，那人穿着破烂的日本军服，但当他目睹这名男子被群众粗暴对待时，他的愤怒逐渐转化为了同情。他思考了一下，这个日本人在战后为何还留在中国？显然他已经无家可归。
冲动之下孙邦俊大声呼喊道：“大家住手！别打了，别再打了！他已经没什么威胁了。”他的话语让愤怒的人群逐渐散去，留下那个被打得半死的日本人孤单地坐在地上。
孙邦俊上前递给了他一些自己的午餐——两个窝窝头。看着这名男子贪婪地吞食，孙邦俊不禁感到了一丝心酸。这个人被战争抛弃，被同胞遗忘，如今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
到了天黑，孙邦俊收摊准备回家，却发现这名日本人仍旧坐在不远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他。当孙邦俊走过去时，日本人拉住了他的衣角，眼神中充满了恳求。他不会说中文，也记不得自己的过去，只知道这位中国老汉是第一个给他食物的人。
这一刻孙邦俊的心软了，他想起了自己在战时的困境，一个慷慨的老者曾伸出援手，帮助他度过难关。他深知生命的脆弱与互助的价值。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决定，孙邦俊带着这名日本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他的妻子见此情景，情绪激动，疑惑与愤怒交织，但孙邦俊只是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低声说道：“他无处可去，我不能见死不救。”尽管妻子还未完全同意，村中的谣言已开始四起。
毕竟太山庙镇也曾经历过日军的蹂躏，村里人对日本兵没有半点好感。随后孙邦俊为这位日本士兵准备了热水洗澡，找来一套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忙完这一切后，他还从家中本就不富裕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那天晚上这个名字不详、来历不明的日本人吃饱了饭，还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了干净暖和的衣服，最后在孙家的后院安睡。第二天当这名士兵起床时，孙邦俊试图与他交流，却发现他语无伦次，发出一连串的叫喊，让孙邦俊感到头痛不已。经过仔细观察，孙邦俊发现这名士兵的左耳后有一个弹孔，显然是战伤导致他失去了正常的沟通能力。
随后的日子里，这名日本士兵经常深夜大声呼喊，有时唱歌，有时自殴，让孙邦俊家陷入困境。为了治疗这名士兵，孙邦俊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并向邻居借钱，带他去镇上的医疗所接受治疗。
在孙家的不懈照料下，石田东四郎最终康复，一些村民得知孙邦俊收留了一名日本人，便对他斥责为“汉奸”，有的甚至与他切断了来往。尽管如此孙邦俊夫妇始终坚称这名日本兵是被迫征入军队的，他在村中的行为也是谨慎守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石田东四郎未有任何越轨行为，村民们渐渐地开始接纳他。
治疗石田东四郎所需的花费耗尽了孙家的积蓄并累积了债务，但孙家依然坚持不放弃他。康复之后石田开始助孙邦俊耕种，不仅如此，他还利用闲暇时间帮助其他村民做农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回报村民的宽容和接纳。一些村民感受到石田的诚意，也开始用额外的衣物和食物帮助他。新中国成立后，石田东四郎还被当地政府正式纳入户籍系统。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受大饥荒，孙家靠着收集野菜和野果勉强维持生活。1964年，临终的孙邦俊嘱咐儿子孙保杰要继续照看石田。孙保杰内心对石田有所不满，原因有二：第一是他因家中有日本人的缘故，被视为政治不明确，错失了进入师范学校的机会；其次因为家中有这位日本老兵，他的婚姻大事也一再受挫，直至三十多岁仍单身。
尽管对石田有怨言，孙保杰还是遵守了父亲的遗愿，没有抛弃他。石田深知自己给孙家带来了困扰，这让他心感愧疚。由于生活压力，孙保杰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在自家土地上辛苦劳作，还常常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石田尽力以自己的方式补偿孙家的恩情，无论是在田间帮忙还是在家中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尽管他的存在为孙家带来了额外的负担，但他的努力也逐渐赢得了更多村民的理解和接纳。
随着时间的流逝，孙家和村民对石田东四郎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初的排斥到渐渐的接受。直到1964年，孙邦俊病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叮嘱家人要继续照顾这位老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帮助他找回自己的家族，让他能够返回故乡。
孙邦俊去世后，他的儿子孙保杰承担起了照顾这位日本老人的责任。孙保杰继承了父亲的善良本性，不仅细心地照料老人，还多次尝试联系政府部门和外国机构，希望寻找到老人的日本亲属，但长时间以来都未有任何回应。
随着时间推移，看着这位无法表达自己过去的老人逐渐衰老，孙家几乎失去了希望。他们开始接受可能无法找到老人亲属的现实，准备让他在中国安度晚年。
在1986年，一个转机出现了。孙保杰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他决定再次尝试，将这位老人的情况上报给了政府。这一次他的请求得到了政府的重视。政府官员开始协调，尝试通过国际渠道查找与这位日本老人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帮他寻回失散多年的家族。
1992年，当孙保杰听说一个日本友好团体即将访问南阳时，他带着充满期待的心情，与政府人员的协助下，带着石田去见访问团。意外的是，团队中一位名叫津田康道的前日本军人认出了石田东四郎，他情绪激动地抱住了石田，连连呼唤他的名字，可长时间的失忆让石田对这一切反应迟钝，几乎无法认出面前的这位老战友。
津田康道确认这就是他曾经的部下，对此坚信不疑。回到日本后他立刻联系了石田的家族，告知他们石田东四郎仍然健在，并生活在中国。石田的弟弟小十郎最初难以置信，毕竟他一直以为兄长在战争中已经牺牲。受到这个消息的震撼，小十郎派遣代表前往中国，采集了石田的DNA样本进行比对，结果证实了津田的说法。
此项发现揭开了石田身份的谜团，还恢复了他作为日本秋田县增田町人的历史身份。石田曾于1937年毕业于东京农学院，并于1942年入伍参战。到了1993年6月，石田小十郎决定前往中国，亲自接回他的哥哥。孙保杰对此心怀忧虑，坚持要亲自陪同石田回日本，确保他安全归家。
这一段横跨半个世纪的故事被日本媒体广泛报道，孙氏家族的善举赢得了无数赞誉。秋田县的官员在会见孙保杰时，对日军曾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表达了深切的忏悔，并对孙家的大度表示感激。
石田东四郎返回日本后，重新适应他那被战争和时间遗忘的故乡成了一项挑战。尽管身处亲弟弟石田小十郎的家中，他依旧无法摆脱那些在中国度过的数十年的影响。刚开始几个月他时常在家中寻找孙保杰的身影，有时甚至无意中回归到在中国的生活习惯，比如蹲着吃饭或者坚持要吃中国的传统食物馒头。
石田小十郎深知兄长心中的挣扎和不适，耐心地引导他适应现代日本的生活。他经常陪同石田东四郎在周边散步，详细介绍家乡的新变化，努力缓解其心中的怀旧之情。
尽管努力融入，石田东四郎依旧保持了许多在中国形成的习惯，如自愿承担家务活，如扫院、晾衣等。此外石田东四郎并未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孙保杰的儿子孙禄峰在日本留学时，他便成了石田东四郎的常客。每当孙禄峰来访，石田东四郎总是情绪激动，仿佛再次见到了远在中国的家人。
孙禄峰还经常携带中国特产如大米、花生等给石田东四郎，这些小礼物总能勾起他对中国岁月的回忆。石田东四郎对这些食品倍加珍惜，每次品尝都显得格外小心，仿佛每一口都能唤起一段往事。
1994年，为了纪念和庆祝这份特殊的友情，日本和中国合作建立了一座大型公园——“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象征两国人民的和谐共处。除此之外南阳派出的留学生中包括孙禄峰在内的几位青年，也在日本接受高等教育。
当石田家族试图用500万日元来表达他们的谢意时，孙保杰坚决拒绝了，他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日和平，而不是为了金钱。”在中国的太山庙镇，一座新建的纪念碑矗立在对山坡上，雄伟且庄严。
这座纪念碑是对孙邦俊一家四口的善行的永久致敬，也是对梁沟村全体村民展现出的无私与友善的赞颂。多年后当故事传至日本，许多日本民众被这份跨国的仁爱深深打动，他们的心灵因此得到了某种慰藉。
而今太增植物园内的这座纪念碑也成为了一种象征，它不断提醒着参观者，即使在残酷的战争和深刻的历史伤痕中，人性的光辉也能穿透阴霾，带来希望和和解。未来的每一天，这座纪念碑和植物园都将继续传递这份重要的记忆，激励着更多人走向和解与理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