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外交史上，陈箓也算一个人物。处理过许多外交事务，还著书立说，写了许多书。他是一个留过洋的知识分子，手中也没有一兵一卒，但却被蒋介石派军统所暗杀。蒋介石一生中暗杀过许多政治人物，但多是手握兵权的政治人物，但陈箓是文官，手中没有一兵一卒；陈箓是汉奸，但比陈箓大的汉奸大有人在，比如周佛海、陈璧君等；那么，蒋介石和军统为什么非要暗杀他不可？陈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担任外交部次长的陈箓
陈箓，字任先，号止室，闽县人，家居光禄坊。先入福建船政学堂、铁路总局附设矿化学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昌自强学堂，留校任法文班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护送留学生赴德国，翌年入巴黎法律大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获法学士学位，任驻法国公使馆秘书，随陆徵祥出席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回国，任法部主事、外务部储才馆学员、修订法律馆纂修等职。八月，授法科进士。宣统二年(1910年)授翰林院编修，旋改任外务部考工司郎中、主事、外事局长。
民国元年(1912年)4月，出任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司司长。民国3年1月，任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充会议外蒙事件全权专使。作为首席代表出席恰克图会议，签订《恰克图条约》、《中俄蒙协约》。翌年6月16日，为都护使，充驻库伦办事大员。民国6年4月，因病辞职。民国7年3月，任督办参战事务处外事处处长；5月4日任外交部次长。
民国时期出版的陈撰著作《蒙古逸史》
翌年9月17日以代理外交总长参加巴黎和会，后继任总长。民国9年9月，任驻法国全权公使。民国12年8月兼任中国出席国际联盟代表，民国15年2月兼任出席巴黎国际汽车交通公法会议全权代表。民国17年，任国联大会主席，出席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7月，卸驻法公使职回国，在上海执律师业。民国23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民国25年兼条约委员会副主席。著有《恰克图议约日记》、《止室笔记》、《奉使库伦日记》、《法文文牍程式》、《法语陟遐》等。译有《蒙古逸史》、《英法尺牍译要》。
《蒙古逸史》目录
陈箓在中国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是与外蒙古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民国初年，沙俄为谋求自身利益,策动外蒙古王公闹“独立”,制造外蒙古事件，1913年 12月,迫于俄国政府的压力,袁世凯政府与俄国签署了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中俄声明文件》，其中规定,关于中国及俄国在外蒙的利益,均应由中、俄、蒙三方酌定地点,委派代表进行接洽商定，由于陈箓曾追随陆征祥和继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参与过中俄外蒙古问题谈判，了解和熟悉内情，于是被委任为中方“会议外蒙古事件全权专使”。
1914 年 9 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开议谈判，至 1915 年 6 月,费时达九个月,正式开会 48 次,会晤谈判也不下 40余次,才最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22 条，
当时,北京政府在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压力下,无力用军事手段作为谈判的后援,陈箓纯粹依恃口舌在谈判桌上相争,成效自然不难想见，恰克图《协约》的签订,使中国保持了对蒙古的宗主权，陈箓也为中央政府争得了册封哲布尊丹巴名号，在库伦派驻大员监视外蒙古自治官府及其属吏行为等权利，阻止了外蒙古独立。
陈撰手迹
随后，陈箓出任都护使驻扎库伦(即今乌兰巴托)大员,成为当时中国处理蒙古事务的首席长官，在任内，他完成了中华民国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的程序，促使哲布尊丹巴派人晋见民国总统，同意中央政府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在外蒙西北,后为苏联兼并)设立佐理专员，维护了中国在外蒙古的正当权益，逐步把外蒙古从“独立”的状态下,拉回到了承认中国宗主权的“自治”现实中，对于此段史事,陈箓有《蒙事随笔》《蒙古逸史》等著作存世。
“蒙古事件”为陈箓赢得了声誉，一瞬间成为风云人物，受到民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赞誉。这个时期，陈箓的仕途是顺畅了。此前，一个官途顺畅的人，遇到挫折可能会定力不够。但陈箓在后来都国际关系事务中遇到过不小的麻烦。也曾备受煎熬。
1917年底，陈箓出任外交部次长，不久，陆征祥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陈箓遂以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总长职位，这是陈箓外交生涯的顶峰。
巴黎和会是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资格参与的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作为代理外交次长,陈箓担负着将巴黎中国和会代表团信息及时上告决策中枢，并将政府政策下达代表团的重任，此间，他参与了中央政府外交事务的决策活动，由于巴黎和会的主导权掌握在美，英，法，日，意五大国手里，中国权益成为强权交换的筹码，致使中国政府和代表团难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处境艰难，在北京发生的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质问”陈箓的外交风波就是明证，
巴黎和会
1919年 1 月 27 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向五强陈述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主张,并表示随时可提请中国政府将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文件发表，2月2日,小幡迫不及待于中国春节大年初二紧急约见陈箓,质问此事，小幡声称:“日本政府并非不愿发表前项文书,无论何时,但得两国政府同意，均可发表，今并未得日本方面之同意,竟向新闻记者言明，日本政府殊不愉快,且与外交惯例不符，”
陈箓答称:“该代表等所来电报,并未提及发表何项文件之事,本国政府亦未训令两代表等言及此事,且陆总长最看重我两国之邦交,深信不至如此操切，”
日方咄咄逼人,陈箓只得推诿,筹谋良策，情急之下,陈箓将小幡秘密约见内容透漏报端,一时掀起中国社会声讨小幡行为的“外交风波”。巴黎和会最终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彻底暴露了列强的嘴脸,也将中国北京政府置于火山口上，外交部更是首当其冲。
陈箓深受冲击，不敢到外交部办公，当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后，陈箓认为“不签字害多利少”,请求辞职。而“山东问题”，“福州事件”等中日冲突相逼而来，外交总长陆征祥迟迟不归，陈箓备受煎熬，直到 1920 年 2 月中旬，陆征祥回国后。陈箓再次递交了辞呈,并在辞呈中表明了他的困窘: “一年以来,临深履薄,陨越时虞,困苦艰难,担荷之肩交瘁,风云变幻,维护之力已穷。”
陈撰与各国外交官合影
1920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陈箓为驻法国全权公使，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八年,是晚清和民国期间任职时间最长，并享有“法国通”美誉的驻法使节，但是,由于秉承北京政府意旨办事，陈箓成为中国留法学生和团体矛盾攻击的对象。
1921 年 2 月,陈箓刚到任,就遇到了棘手的中国留法学生请愿事件，一战结束后,在华法教育会的鼓动下,“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蓬勃兴起，陆续来法的学生仅华法教育会送出的,就达 1600 多人。
但是,抱着奢望来到法国的大批青年学生,不久便陷入入学不得，工作难找乃至生活困难的境地，而华法教育会则于1921年1月发出通告：声明与来法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于是，学生转向中国驻法使馆申诉，几经交涉，使馆得到北京政府复电称：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使馆办理，陈箓只得请来法国警察维持秩序，又允诺公使馆发给学生 6 月生活维持费，并答应继续替无工可做者找工作,才暂时化解了危机和矛盾。
907年从瑞士寄往驻荷兰公使馆的明信片。
6月，陈箓参与了北京政府专使朱启钤，随员吴鼎昌组成的代表团，秘密与法国政府谈判借款三亿法郎事宜，中国担保条件是出卖国家印花税，验契税及滇渝铁路，两粤铁路之建筑权，此事在周恩来，蔡和森等中国留法学生的竭力反对下，被迫中止。
9 月，陈箓又与进军法国“中法里昂大学”,要求“求学权”的留法学生发生冲突，支持和默许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学生回国，一时间,陈箓成为留学生“公敌”。1922年 3 月 20 日，四川留法学生李合林用手枪枪击陈箓座车,所幸没有击中。1928年7月，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陈箓为外交部顾问。
从陈箓的经历来看，经历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陈箓当时已经是年近花甲，正是政治人物黄金期，经历过外交风波，亲身感受过列强强权与霸道，政治上应该更加成熟。应该在政治上练就了一定的“政治定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陈箓竟然会落水成为大汉奸。
1937年上海、南京沦陷，1938年日本人在南京扶持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注意，这和大汉奸汪精卫的伪政权不是一回事，汪伪政权要到1940年3月才成立。日本特务和伪政府劝诱61岁的陈箓出山，欲请他当伪政府的外交部长。
日本报纸报道伪维新政府成立
蒋介石在得知陈箓有可能“落水的情报之后，便想阻止他当汉奸，于是，命几位蔡元培、章宗祥等人。多次书面劝说陈箓保持晚节，但陈箓对蒋介石的劝阻毫不理会。民国27年3月，陈箓拿自己的名节作赌注，不顾民族大义，公然投敌，出任南京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一时间造成很坏的影响。
陈箓出任南京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后，极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汉奸政权合流，以扩大伪政权的力量；同时，还给国民政府一些官员写了大量的劝降信，策动民国官员加入汉奸政府，彻底打碎了蒋介石对陈箓的妄想。为此蒋介石非常脑怒。于是下达了“绝杀令”，要戴笠想办法除掉这个大汉奸，以警示国民党内那些有类似想法的人。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陈撰等人担任伪职
于是，蒋介石动了杀机，命戴笠的军统欲除之而后快。但当时军统在江浙力量比较弱。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立即扶持了大量伪宪警、特务机构，对军统进行反制。军统本身是个比较复杂的组织，内部虽然管控的很严，但由于来源比较复杂，人员水平参差不一，信念坚定、死不变节的硬骨头固然不少，但投敌变节的人也很多，所以戴笠一直没有找到机会除掉这个大汉奸。
不久，日本人策动汪精卫叛变。汪精卫已经在1938年12月逃到越南河内，发布了投敌声明。日本人决意以汪精卫为代表，组建一个新的伪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比蒋介石只高不低，如果任由他和日本人合流，政治影响将坏到无法收拾，国民党内那么多反对派，不知道多少人要被这个叛徒拉过去。于是，蒋介石再次下令除掉汪精卫、陈箓这些有影响的大汉奸。戴笠一向以善于揣摩上意著称，焉能不知蒋介石真正的意图。
戴笠接受蒋介石的绝杀令之后，立即着手建立锄奸组。任命周伟龙为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任期间，与副区长赵理君一道，策划了暗杀唐绍仪一事，轰动了上海滩。但这位周区长行事不秘，被法租界警探和伪政府的特务机构嗅到踪迹，结果在自己的办事处被法租界警察和密探堵了个现行，现场搜出大批枪支弹药，周伟龙被捕入狱。好在戴笠赶紧动用各种关系进行营救，最后以巨大代价争取到以驱逐出境的方式，让法租界放了周伟龙。若是迟一步，就要被日伪抓去杀了。
原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
周伟龙之职空缺，照理说应由副区长赵理君接任。但戴笠却任命了他的心腹、复兴社“十人团”之一的王天木，接任上海区担任区长，赵理君仍任副区长。
军统在华东有两大分区，一个是南京区，一个是上海区。区长手下都握有大量经费和人员，虽然危险，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肥缺。王天木抢了赵理君的前程，赵理君非常气愤，仗着自己在上海积累人脉较长，明里暗里和王天木对着干。王天木也是骄横跋扈惯了的，虽然人生地不熟，但也不吃赵理君的下马威，各种刺激赵理君，不断拉拢中层干部，试图架空赵理君。
外部环境本就危险，自己还窝里斗，自然处境日危一日。戴笠对这个情况门儿清，但军统内部一直派系分明，他也不好压制。王天木知道，要彻底压过赵理君，必须尽快干出点成绩，于是他冒着军统潜伏组织再次暴露的风险，在上海大搞锄奸活动，不断刺杀汉奸卖国贼。因为赵理君曾经亲自刺杀了唐绍仪，立过大功，只有在这方面超过赵理君，王天木才能真正在上海区立住脚。
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
于是，王天木暗杀谁来立足呢？文首提到的主角陈箓此时还没到上海，他一直在南京伪政府任职。王天木自然不会针对他。
王天木选中了上海滩有名的青帮大佬张啸林。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齐名，上海沦陷时，黄杜都躲离了是非之地，只有张啸林留了下来。日本人看中张啸林的势力，劝他投日。张啸林利欲熏心，充当汉奸，当了一个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会长，一边为日本人服务，一边大肆吞并黄、杜两大佬留在上海的产业。
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是草根出身没读过什么书，但大是大非时“仗义每多屠狗辈”，还真有点道理。张啸林原籍浙江慈溪，十岁移居杭州，正经上过私塾，还曾在浙江武备学堂上过学，在帮会人物中绝对属于知识分子。读书顶多，人顶糊涂。
上海青帮大亨张啸林
张啸林对杜月笙始终有瑜亮情结，在张啸林的心里，他觉得自己的钱财、胆略不比杜月笙差，但是名声为什么差距那么大。杜月笙竞选过上海参议院的议长，得到蒋介石的单独接见。七七事变后，张啸林禁不起诱惑，投靠日本人，做起汉奸，想要独霸上海滩。他筹办新亚和平促进会，大发国难财。日本人甚至任命他为浙江省长，他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巅峰。俗话说，欲令其灭亡，先令其疯狂。张啸林拿过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他的死期也不远了。蒋介石下令戴笠，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张啸林。有人说军统试图干掉张啸林的过程中，杜月笙的青帮弟子明里暗里帮了张啸林的忙，但是对这件事，杜月笙始终闭口不提，因为毕竟他们是兄弟。
军统刺杀张啸林曾经有两次失手。一次是张啸林的车队等红绿灯的时候，用机关枪扫射他，但是没想到张啸林坐的是防弹轿车，张啸林成功逃脱。这件事之后张啸林谨慎起来，足不出户，军统更难下手了。但是对张啸林这样的花花公子来说，整天待在家里真比坐牢还难受。
机会终于来了，梅兰芳的弟子京剧名伶新艳秋来上海演出，张啸林订了包间去看戏。军统特务在四周埋伏好，但是张啸林迟迟没有露面，来的是张啸林的亲家俞叶封，也是个大汉奸。军统只好下令先除掉俞叶封，打一打张的威风。张啸林得到消息后，又恨又怕，整天待在家中。他还从日兵宪兵队调了一个班的警卫，专门保护自己。
堡垒往往是从敌人内部攻破的。两次失败后，军统用5万大洋收买了张啸林的贴身警卫林怀部。林怀部是个神枪手。有一次，林怀部假装和管家吵架，引起张啸林的出现，张啸林破口大骂，并且叫林怀部卸枪走人。林怀部借卸枪的机会，拔枪打中张啸林的面门，张啸林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
杜月笙害怕这么下去自己将无法重返上海，联手军统要暗杀张啸林。1938年12月，经王天木布置，军统杀手和杜月笙的徒弟于松乔一同设伏，在上海福煦路（今延安路）同孚路口袭击张啸林。
张啸林是何等人物，他的情报网虽然没有军统的专业，但胜在人多力量大，而且许多人都和杜月笙部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互通消息。杜月笙要杀张啸林，隐隐约约在张啸林的门徒中也有了传言。但王天木急于立威，没有很好地筹划刺杀行动，强行上马，还和杜月笙徒弟联手，导致这起袭击活动四处漏风，早早地泄漏了出去。
张啸林听说了消息，虽说没有最终坐实，却也加强了出行戒备。他出门专坐一辆有防弹功能的小轿车，不仅车身加了钢板，连窗玻璃都有防弹的。
张啸林经过福煦路同孚路口，军统特务和于松乔等人一拥而上，对准张啸林的轿车开枪射击。但手枪威力太小，根本穿不透车身。张啸林的司机很有经验，马上猛踩油门，冲过路口，脱离险境。张啸林毫发无损，王天木手下虽说也没什么损失，但结结实实丢了个大面子，让赵理君好一顿笑话。
此后，王天木又策划了一系列锄奸行动，但杀的多是级别较低的小喽罗，像伪政府参议、伪侦缉队长、日本报纸中国顾问等等，虽然杀了很多，但都没什么分量。
有道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杀个有名头的大汉奸，王天木就不好立足。可是经过张啸林一事，上海有名的大汉奸都藏头匿尾，严加防备，很难找到踪迹。
军统上海区副区长赵理君
赵理君愈加得意，背地里宣扬，没有他赵理君亲自出马，军统就奈何不了上海的大鱼。王天木虽然恼怒而没有办法，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戴笠闻听这一消息很不高兴，电召王天木到香港面谈。王天木虽没有受到戴笠的责备，但工作迟迟没有进展，还压服不了手下人，不免内心焦虑万分，担心到香港了面子上不好看。
他的心腹刘戈青劝说王天木不要着急，总会有办法逆转局面。刘戈青是一个福建华侨的儿子，家道殷富，他毕业于上海国立暨南大学，获学士学位。1935年夏，他偶然碰到戴笠，在28岁那年加入了军统。刘的背景比较特殊，因为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军统局内几乎没有大学毕业生。戴笠曾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1919年前，一师的课程还是传统的文史科目。刘戈青的背景与军统中的大多数同僚不同，他既不是黄埔系的，也没有什么老乡关系，从各方面看都不是军统核心圈内的人。可见刘对军统的忠诚不是派系的产物，而是基于他真正地倾心于戴笠所推崇的侠义之道。为了挫败日本与伪政权达成部分和平的企图，军统展开了系统的活动，威胁要刺杀那些想当汉奸的人。在刘戈青行刺的半年前，军统曾在租界杀死过另一个汉奸高官，这些都是军统这一政策的体现。
军统杀手刘戈青
天无绝人之路，王天木急的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就是这个刘戈青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1939年的农历春节，陈箓要到上海家中过年。刘戈青顿时眼前一亮，主动请缨，去刺杀陈箓。刘戈青的请求，立即获得了王天木的批准。
陈箓上海的家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668弄25号(紧靠镇宁路口、现已拆毁),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自陈箓投日以来，军统要制裁他的消息已经满天飞，起初他很是害怕，一直躲在南京哪里也不敢去。南京经过日军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国民政府的军政党力量荡然一空，彻底退出。
担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陈箓
陈箓得知南京没有军统人员，才一直生活在这里。但到了1939年初，度过了最初的惶恐不安，陈箓开始习惯给日本人做事的身份，而且听说上海军统活动不成什么气候，便大着胆子准备回上海的家中过年。
陈箓心思稠密，他知道军统特务盯着他，所以对安全很重视，之所以敢回去，也是做了一些准备的。陈家住在公共租界旁边，意大利兵营就一些宪兵，经常在周边活动。军统在上海活动，都尽量与外国巡警和宪兵发生冲突，一旦惹上麻烦很不好脱身。这是陈箓安全的一道屏障。
另外，当时汉奸丁默邨、李士群都已入驻上海，成立了特工组织，专门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对抗。丁、李的大本营也在陈家附近，军统虽然猖狂，料来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又是陈箓的一道安全屏障。除了这些，陈箓还专门加强了自家的警戒工作，在门口设立了警戒哨，严防陌生人前来捣乱。有这些安全保障，陈箓还不放心，他先派在伪维新政府外交部司长的儿子陈友涛回上海打前站，探探风声。如果有军统闻风而动，他就取消回上海过年的计划！
丁默邨和李士群
陈友涛回上海后，风平浪静，没有任何不利消息。丁默邨、李士群听说“外交部长”要来，此公是伪政府巨头，重要的安保目标，也主动向陈家示好，声称必将协助保证安全。
陈友涛也对陈公馆安排好了多名，门口、屋顶、一楼、二楼均安排人把守，同时还在对面楼上安排了一名狙击手，自认为已经安排妥当了之后，便告诉父亲陈箓说，可以放心回来了。于是，陈箓便于1939年2月18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3点，乘火车来到了上海站。
从上海火车站到愚园路家中，一路无事，一回到家，看见满院桃符，贴红挂灯，酒香四溢，老幼开怀，到处一片祥和之气，他终于卸下惴惴不安的心情，给儿子交待了几句注意安全的事，便融入到这片过年的气氛中了。
上海各界汉奸听说陈箓回来了，也都登门拜访，陈箓迎来送往。陈宅一片欢乐的海洋，殊不知，死亡的威胁正在逐步逼近。
陈箓、陈友涛文官出生，对特工这一套本来就是外行，虽然里里外外安排了许多安保工作，但在军统看来，陈箓的几道安全屏障，表面上看起来固若金汤，其实都无法真正提供保障。
意大利在公共租界虽有宪兵，但人家的职责是保护租界，对界外的中国领土并没有保护义务。但陈箓刚当外交部长没多久，这个伪政府又没有获得意大利的承认，不好协调。双方只有一个微妙的默契，意大利只是形式上帮你陈箓镇镇场子，一旦发生意外，提供不了多少实质帮助。
而76号特工组织，虽然隔得不远，但中间也隔着好几条街。一旦发生意外，隔一条里弄那都意味着十万八千里，凶手随便往哪条弄堂一藏，76号的特工也望尘莫及。从特工手段上看，直视贴身才是真正的安保，想对较为安全。而陈箓的安保部署，恰恰缺少这一关键要素。
那么76号为何没提醒陈箓父子呢？因为他们之间隶属于两个伪政权，互不统属。彼此间也并没有太深的交情，尽管彼此都听命于日本上司，但76号主要任务是为汪精卫政权，陈箓返回上海过年是个意外情况，表面上站站台，示好一下就够了。因此，76号特工总部，也就装了装样子而已，并没有下功夫为其提供安保方案。
在军统王天木和刘戈青看来，陈箓家的安保工作，简直就是儿戏，陈家一大群保镖，都布置在外围，陈箓身边连一个贴身保镖都没有，只要能混进去，陈箓必死无疑。可笑的是，陈箓对儿子安排的安保工作非常满意，觉得万无一失。
刘戈青
军统方面，锄奸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王天木与刘戈青经过周密的调查，确定锄奸的时间为1939年2月19日晚上动手。这天是大年初一，陈箓要在家中宴请上海的汉奸头目，初见人员混入人群进入陈家行刺。由刘戈青带人执行暗杀。
2月19日晚上，陈箓家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一批又一批的客人进入陈家，门口的警卫都有点忙不过来了。
那天正好天降小雨，又冷又湿，由于客人较多，一些保安人员，也参与其接待，陈家门口仅剩一名保镖在站岗。刘戈青的锄奸组有6个行动队员，外加一名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警刘海山，连自己一共8个人。刘戈青和刘海山有过命的交情，他曾经去过陈箓的家中，知道里面的情况。
上海军统锄奸组专用车
晚上7点，雨越下越大，陈家该来的客人都来得差不多了，此时门口已经没有多少人。一辆桥车驶入刘宅附近的一个小巷内。刘戈青与几名锄奸队员下车车后，按预定的计划分成四个组，展开行动。一组两个人，其中两个人解决门口的保镖，在宅外放风。两个进入院子，在院中接应、掩护。两个人进入厨房，控制住厨房的人，并控制住厨房进入正厅的通道。刘戈青带徐国琦最后进入正厅行刺。
八人鱼贯走进愚园路668弄,刘戈青一甩手，众人分两边向25号大门走过去。此时陈宅门口,只有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带枪值班。他见两边来人来势不善,立刻警惕起来。刘海山打着哈哈，把雨衣的帽子摘开，露出脸来，说自己是公共租界的，在这一带巡查。
宋海林还在犹豫，刘海山上来一把夺他的枪,和一名特工站在门口,佯装警卫。刘戈青等6人把警卫嘴堵上，拖进庭院，留下两人一边观察,一边监视。刘戈青等4人顺利进入厨房。厨房里几个男女正在忙活,突然看见几个身穿雨衣、手握短枪的人闯进来,目瞪口呆。刘戈青示意两人留下,一个挥枪示意众男女靠边让路,不准出声,一个举枪对准监视。
刘戈青带领徐国琦从厨房冲进客厅。一入正厅，只见灯光耀眼，人影攒动，到处是哈哈大笑的宾客，大汉奸陈箓正坐在正中，和人说笑。陈箓突见两个穿雨衣的人进来，还以为是保镖进来，手下人怎么这么没规矩,在众人面前丢了自己的面子。
陈箓刚要发怒。徐国琦抬手冲他打了一枪。子弹顺着陈箓的耳朵飞了过去。陈箓虽已年过六十，但危急之际，反应也相当灵敏，他一把抓起沙发上的绣花靠垫,护住脑袋,顺势往沙发后面来了个就地一滚。这时，刘戈青也连连补打了两枪，居然也都没打中。
此时，客厅已经大乱，宾客们抱头乱窜，刘戈青大踏步冲到近前，对准陈箓致命部位再次连开数枪。陈箓大叫一声，顿时倒在血泊之中。陈的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刘戈青随即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扔在陈箓的尸体上。上书:“抗日必胜、建国必成、除灭奸贼、永保华夏!”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随即刘戈青等人逃出陈宅，这时，停靠在陈宅附近小巷的轿车，驶过来，众人立即上车，汽车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陈箓被杀，给日本侵略者和伪汉奸政府带来沉重的一击,同时又是奉献给上海市民最好的拜年礼物。
2月20日,上海各报竞相刊载特大新闻:“沪上毙一大汉奸、陈逆箓被刺身死”。《中央日报》还在第3版配发了题为《精神动员》的短评。
这次刺杀行动非常成功,堪称八年抗战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经典的暗杀之一。当时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有用的破案线索。刺客们迅速离开上海，之后，刘戈青等人奉命前往香港躲避。
直到五个月后，刺杀组的两名成员平福昌、谭宝义，奉命回到上海,准备刺杀大汉奸汪精卫。消息不慎走漏，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经过5个月的审讯，平福昌、谭宝义二人不堪敌人的折磨，终于供出刺杀陈箓的情形，当天两人即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后来消息逐渐向公众公布，各大报纸再次竞相刊登新闻，陈箓被刺的种种细节，才被逐步披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