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构分析，美国加息顶点后1~2年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而这个概率将是100%，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2024年已然来到，预示着很多矛盾很可能要向深层次发展了。

个人基于对当前宏观大趋势的一些推演，以及个人的直觉感受，将在本文中阐述我的逻辑，分析风险因素，以及提出应对建议。

中国的货币体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可以通过反复不断加杠杆，让社会融资债务规模不断累积增长，而不会导致债务危机的显性爆发。

这是因为，我们的电子货币及其交易支付体系，可以维持社会的资金链，防止资金断裂和恐慌。这种货币体系的优势是可以支持经济的快速发展，缓解短期的流动性压力，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但是，这种货币体系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常惧怕资本外流。一旦资本外流的规模超过了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的水平，就会对货币体系造成致命的打击，引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而资本外流的动力，往往来自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风险，以及国内的经商环境和市场信心。在未来两年，其实最重要的风险因素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中美关系是影响我们经济和金融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而国际形势则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背景因素，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战是否会升级为贸易封锁，导致我们的出口和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进而影响我们的OEM产能和产业链的外迁，以及我们的就业和收入水平。

2、科技战是否会加剧为科技封锁，导致中国在芯片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发展受到限制，进而影响我们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

3、战争风险是否会扩大为战争冲突，导致在湾湾、南海、印度边境等地区与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对抗，进而影响中国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空间，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

4、金融战是否会爆发为金融攻击，导致中国在SWIFT等国际金融体系中受到排斥和制裁，进而影响中国的跨境资金流动和汇率稳定，以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和信用评级。

以上这些风险因素，都有可能刺激中国的资本外流，从而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致命的冲击。

因此，中国必须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尽量避免和缓解这些风险，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和抵御的准备。

除了中美关系，我们还要关注国内的经商环境，看看是否能够留住各类资本，让它们继续在中国市场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香港市场的资本运动方向，看看港币联系汇率是否能够维持，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进而影响我们的金融货币体系。

对于国内的宏观经济，我们也要密切关注PPI和CPI的走势，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的供需平衡和通胀水平。目前，PPI和CPI都出现了负值，说明我们的经济处于通缩状态，这对于经济增长和债务偿还都是不利的。

所以，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拉升PPI和CPI，尤其是PPI，因为它反映了工业品的价格，关系到工业利润和投资意愿。现在已经不能像2016年初那样再搞供给侧改革了，而要刺激需求和消费。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猪周期的影响，因为它会对CPI有一定的拉升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并不会太大，也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猪周期来解决我们的通缩问题，也不能因为猪周期而担心出现大通胀。

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判断，CPI可能会在上半年转正，但是同比增长幅度不会太高，社会仍然不会出现大通胀现象。

而要刺激经济，还是要靠房地产市场，因为它是我们最大的需求和消费者信贷，也是我们最大的债务和杠杆。但是这个政策，就与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房住不炒”是矛盾的，而且也会加剧我们的债务危机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在刺激和控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一味地放松或收紧。现在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也随着社会融资总债务规模的不断增长而越来越大。

至于其他的行业，比如汽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虽然也有一定的消费者信贷，但是它们的规模和效果都无法与房地产行业相比，也无法替代房地产行业的作用。

综上所述，这两年我们要谨慎前行，不要过于悲观，也不要过于乐观，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把握好大趋势和细节。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货币体系，唯一害怕的就是资本外流，这是我们的软肋，也是我们的危机源头。

所以，我们要关注所有可能导致资本外流的因素，包括中美关系的变化，CPTPP贸易协议的执行，芯片等高端技术领域的封锁，局部贸易封锁和贸易战，战争冲突的扩大和制裁，SWIFT金融武器化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防范和应对的挑战，也是我们要把握和利用的机遇。

当然，这些逻辑也可以用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因为香港是我们的金融窗口，也是我们的金融风向标。

我们的对策是要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保障社会的生产和就业，提高社会的收入和福利，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所以，我们要维护各类资产价格的不能继续下跌，其次就是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而这也决定了，我们A股今年不会有宏观行情，而每一次的反弹，都将是降杠杆、降负债的机会。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