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是一种先秦时期的大型礼乐重器，在我国乐器及音乐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历史见证。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代表先秦时期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最高成就的曾侯乙编钟到底有哪些令人称奇的特殊之处。

1978年6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发掘出一座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的竖穴大墓，分为东、中、北、西四室，东室放置有墓主人的棺椁，外棺装饰有青铜框架，并绘有门窗及神兽武士；北室放置有兵器、车马器及竹简；西室放置有陪棺十三具，可能是墓主人的嫔妃或侍女；中室是墓主人的礼宾接待厅，放置有大量礼乐器。墓中出土的随葬品超过一万五千件，包括青铜器、金器、玉器、漆器、木器等，各类铭文共计一万余字。

经过对铭文的分析，可知墓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名叫乙，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去世，终年约四十五岁。

以“曾”命名的诸侯国在传世文献中未曾出现过，但在考古资料中偶尔可见。曾侯乙墓的出土说明在战国早期的随州一带，曾经存在过一个以“曾”命名的诸侯国。根据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可以认定“曾国”是汉水流域的姬姓诸侯国，可是在史书记载中这一带却是姬姓诸侯国“随国”的故地，那么曾国和随国究竟是一国还是两国呢？

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曾经存在很大的争议。李学勤先生曾在《曾国之谜》中力证“曾即是随”，“曾”、“随”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的两个名称。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随州文峰塔出土的曾侯舆编钟上发现了一百八十多个字的铭文，记载的是吴王伐楚，楚昭王逃往“曾国”的历史。《左传》对此事有详尽的记录，记载中保护楚昭王的国家是“随国”，于是证明了“曾国”和“随国”其实是同一个国家，延续了几十年的谜题终于解开。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漆器、金器、竹简、礼器、棺椁等，都是曾国文化高度发达的见证，特别是墓中出土的一套完整的青铜编钟，更是极为罕见的精品，堪称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巅峰之作，被誉为“国之瑰宝”。

编钟是先秦时期的一种组合乐器，根据钟的大小、音律、音高将多枚青铜钟分别编组，可以演奏出动听的乐声。在先秦时期，编钟、编磬是贵族祭祀、宴乐、典礼等活动中的重要乐器，在礼乐仪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编钟一般由青铜制成，编磬以石制为主，二者结合在一起有“金石之音”的说法。

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编钟组合。整套编钟共六十五枚，分为八组，分别悬挂在由铜和木制成的三层钟架上。上层三组十九枚为钮钟；中层三组三十三枚为甬钟，分三种样式：短枚、无枚、长枚；下层两组十二枚为大型长枚甬钟，另有镈钟一件。其中最大的一枚高153.4厘米，重203.6千克，最小的一枚高20.2厘米，重2.4千克。

钟架由两个立面垂直相交构成，长10.79米，高2.73米，七根彩绘的木梁两端均用蟠龙纹铜套加固，其上装饰有二百多个青铜部件，下面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及八根圆柱承载。编钟的组装与布局，在力学角度、审美角度、使用角度等多方面均极具合理性。

编钟的铜制部件采用铜、锡、铅合金经过各种复杂的工艺制作而成。全套编钟以人、兽、龙、花以及多种几何图案装饰，采用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工艺，以红、黑、黄、青铜本色相互映衬，尽显其庄严雄伟之气势。

编钟总重2567千克，再加上钟座的铜制部件，总计4421千克，其重量和体积在古代编钟中极为罕见。经过专家们的研究，这套编钟需要由五人组成的乐队进行演奏，其中三人负责演奏中、上层钟，另外两人负责演奏下层钟。

编钟、钟架、架钩上共有铭文三千七百五十五个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音乐理论，大部分铭文都采用了错金工艺。甬钟的记事铭文为“曾侯乙作持”，可见这套编钟的制作者和享用者均为曾侯乙。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只标记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的铭文除了音名之外，还有乐律，记载了律名、阶名及音名的变化。镈钟上的铭文则是关于楚惠王熊章为曾侯乙铸造镈钟之事，故称“楚王熊章镈钟”，表明曾国和楚国的关系十分密切。

编钟上的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敲击位置以及与其对应发音的名称。乐律理论中记载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律名的对应关系。镈钟上的二十八个律名和六十六个阶名，大部分都是前所未见的内容，这些铭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重要著作。

全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每枚钟均有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敲击而互不影响，也可以同时敲击形成美妙的和音。全套编钟共有五个八度，与现代钢琴相比仅相差一个八度，包含深沉厚重的低音、圆润纯正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音域从C2到D7，能通过旋宫转调演奏出七声音阶的各种乐曲。

考古学家和音乐家通过共同努力，曾经多次使用曾侯乙编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其美妙的音色让人叹为观止。随着钟锤的敲击，宫、商、角、徵、羽再次交织在一起，仿佛重现了历史气息浓厚的古老乐章，让两千多年前的悠扬钟声又在中华大地上响起。

除编钟外，曾侯乙墓中还出土了三十二枚石制编磬，分为两层四组，悬挂于青铜错金磬架上，大小各异。其中一枚编磬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终”的铭文。另外，编磬上还铸有编号和乐律铭文，共七百零八字，大致与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相同。通过复原分析，发现其音域跨越了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编磬的声音清脆，演奏的时候需要手执磬槌，跽而击之。

曾侯乙墓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在一件漆箱上发现了古代的二十八宿图案。漆箱呈长方形，通长82.8厘米，宽47厘米，高44.8厘米。漆箱盖的正中写有“鬥”字，以其为中心按顺时针排列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划分为四个部分。二十八宿的名称和《史记·天官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盖顶两侧分别有青龙、白虎图案，正好与二十八宿中的东方七宿和西方七宿相对应，这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概念有关。除此之外，在亢宿的下方还有“甲寅三日”四字。

漆箱的两侧，一面绘有蟾蜍图和星点纹，另一面绘有云纹和星点纹。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二十八宿的天文学实物资料，表面战国时期就已经有较为系统的二十八宿天文概念。

曾侯乙墓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礼器，包括镬鼎二件、升鼎九件、饲鼎九件、簋八件、簠四件、大尊缶一对、联座壶一对、冰鉴一对、尊盘一套二件及盥缶四件等。曾侯乙尊盘采用了先进的失蜡铸造工艺，显示出战国时期曾国青铜冶炼工业的高超水准。

曾侯乙墓共出土竹简二百零四枚，其上字数不一，多则六十二字，少则四字，共计六千六百九十六字。据记载，曾国与楚国的关系十分密切，曾侯乙去世时，楚王及太子、令尹、鲁阳公、阳城君等都馈赠了车马，竹简所记载的官名大多与楚国的官名相同，可见楚国的官制对曾国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曾侯乙与楚国的王公贵族之间有密切的往来。

曾侯乙编钟可以说是我国礼乐制度的重要历史见证，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