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和王安石在杭州的相会，实际上就完成了改革之棒的交接。

庆历重宝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曾跟随做小官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对宋朝的社会问题有一些感性的认识。21岁时考取进士，文采很好，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很早就步入仕途，但是，因为不修边幅，且个性孤傲，被注重享乐和礼数的士人讥笑为不通人情世故的官场另类，戏称为“拗相公”。

王安石曾先后在扬州、鄞县（今浙江宁波）、舒州（今安徽潜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这一经历使王安石体察到了民间的疾苦以及体制上的弊端，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导致的贫富分化。特别是皇祐二年（1050），对范仲淹的拜访对他影响巨大。

当年29岁的王安石在鄞县任职三年期满，回临川老家探亲，路过杭州时专程拜访了正在杭州任知州、已经62岁的范仲淹。二人见面之后，落座畅谈，欢欣之至。而两年之后，64岁的范文正公便病逝徐州，因此，这次杭州会面，是两位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的惟一一次见面。从此以后，革除社会积弊，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使命，就历史性地由范仲淹传递给了王安石。

熙宁元宝

范仲淹当年推行庆历新政时，已经是朝野中都很有名望的功勋卓著之士。他在中央担任过秘阁校理、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等职，后来又在西北地区主持抗击西夏的战争，“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颇有威名。西夏请和以后被调回中枢任枢密副使，不久改任参知政事。另外，参与新政的韩琦、富弼，也都与他名望相当。当时北宋朝廷中，论声望和功绩，几乎无人能与他们三人相提并论。相比之下，主持熙宁变法的王安石，就逊色多了。

首先，他虽然在嘉佑三年（1058）受命担任三司度支判官时，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痛论时政，分析了当时宋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陈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及治理办法，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但是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到了嘉佑八年（1063）就因母亲去世辞官守丧，在野收徒讲学，直到神宗即位后的熙宁元年（1068），才又重新进入中枢。

其次，他通过上书、讲学，虽然在社会上已有广泛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但是，他毕竟没有像范仲淹那样卓越的功绩，仍然处在神宗所谓的“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的状态。

最后，是他在朝中不但没有特别支持自己政治主张的盟友，反而遇到了以司马光、富弼、韩琦、苏轼等大儒名士、文雅君子为首的官僚集团的集体反对，这无疑是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的最大障碍。

元丰通宝

实际上，上述三点虽然都很重要，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专制的体制下，皇帝才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改革政策能否推行下去实际上就取决于皇帝的态度。例如庆历新政之所以刚刚施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就夭折了，就是因为宋仁宗本人对新政的态度发生转变。那神宗对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到底持什么态度呢？

治平四年（1067）英宗驾崩，年方弱冠的神宗即位，与推行庆历新政时已经在位20多年的仁宗不同，颇具雄心。史书记载，神宗面对严重的危机产生了强烈的变革主张。他为宋朝几世以来被外族欺辱而深感羞耻，不满宋朝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崇尚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并且向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变革，日夜思考如何振兴大宋的方法，立志要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一件事颇能反映出神宗皇帝的志向。

当年赵匡胤曾经想要积攒两百万匹绢帛，赎回燕云十六州。如果谈判不成，他就招募义士换取辽兵的头颅，并将这些绢帛都储存在景福殿里。

神宗曾经写有一首四言诗，共有32个字[1]，分别用诗中的每个字给储藏绢帛的库房命名，先后设立了32个库房。后来又积存２０个库房，再赋五言诗四句，分贴于库房上[2]。这充分体现了神宗“慨然有恢复幽燕之志”的决心。

神宗即位后，首先向富弼等元老重臣征询富国强兵之策。但是，这班老臣们规劝神宗，在二十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神宗很失望，从此不再倚靠他们了。

后来在宰相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之下，神宗“甫即位，命（王安石）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起用了“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又破格召见王安石入朝对话，请教治国之策。来年（熙宁二年）二月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负责变法事宜。从熙宁三年起，王安石两度出任相当于宰相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专务“经画邦计”。期间王安石屡遭攻击，神宗却坚持任用王安石，虽然曾经一度罢相，但是新法的推行总体上并没有受到影响，可见神宗变法的坚定决心。这是推行庆历新政时，已经人到中年，一身暮气的仁宗所无法相比的。因此，王安石遇上神宗，显然要比范仲淹碰上仁宗幸运多了。

[1] “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肈邦，思有徵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2] “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