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
姚崇（650—721年），陕州硖石（今河南陕县）人。他在唐武则天、中宗、睿宗和玄宗时屡次出任宰相，堪称“四朝元老”。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肯定姚崇为唐朝的四大贤相之一。
在中国封建史上，最称强大者莫过于大唐帝国。在唐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莫过于“开元盛世”。而“开元盛世”最主要的奠基人，便是大唐贤相姚崇。
毛泽东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关于姚崇的记载都仔细阅读并有批注，还在《新唐书·姚崇传》开篇的天头上庄重地写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之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曾担任过都督一类的职务。姚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自小及长，从微见著。唯以直道为业，非以曲路相通”。因为有“下笔成章”的文字特长，被授为濮州司仓参军，后迁夏官郎中。
武则天当政时，“契丹扰河北，兵檄丛进，崇奏决若流，武后贤之，即拜侍郎”，这是姚崇从政以来初露锋芒。不久就升为凤阁鸾台平章事，掌管制定政策诏令。
姚崇做了宰相，想的只是为国事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及抱负而努力，决不为贪图高位而随波逐流，更不会为此而谄媚权贵。为此，他三次遭贬，“三起三落”，然正气永存，信念不移。
武则天
武则天长安四年（704年）冬，女皇卧病不起。“宰相不得见者累月，唯张易之、昌宗侍侧。”“二张”借助女皇，很有权势，王公大臣竞相趋附。
为永保富贵，张易之听信术士之言，准备在家乡定州私自建一佛寺，迁京城十名高僧主持。姚崇时任宰相兼春官尚书（礼部尚书），兼管国家典礼及僧尼之事，遂以违反国家法令为由制止了这件事。张易之几次找姚崇说情，都被姚崇拒之门外。“二张”恼羞成怒，就在女皇耳边散布姚崇的坏话。
这样，姚崇被夺去宰相实权，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到边关做灵武道安抚大使去了。这是姚崇第一次被贬。
神龙元年（705年）正月，以张柬之为首的五大臣发动了政变，诛杀了“二张”及其集团的主要成员。唐中宗复位。姚崇因事先参与谋划有功而受到了封赏，依然以宰相身份参与政事。但当他在上阳宫看到离位的武则天憔悴衰老时，竟失声痛哭。
桓彦范、张柬之等劝他说：“今日岂公涕泣时邪！恐公祸由此始。”姚崇并不掩饰自己对武则天的同情，而公开表示出一个忠臣对旧主的应有之义，他说：“元之事则天皇帝久，乍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从公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
姚崇
当日，姚崇即被贬为亳州刺史。这是他第二次遭贬。其实，姚崇心里很清楚，唐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刚愎自用，并非治国谋政的明君贤臣。果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杀害，而姚崇则幸免于难。
由此可见，姚崇历经唐代四任君王的政治风云而始终能够得到信任，除了高超的政治识见外，他相机行事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也是使其在波诡云谲的朝廷斗争中游刃有余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毛泽东称赞姚崇为“大政治家”的原因之一。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即位，姚崇又被任命为宰相。他和侍中宋璟同心协力，改革弊政，朝政出现崭新局面。睿宗之妹太平公主以拥立皇帝有功，“权倾人主”，睿宗特别听信她的话，“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她代表旧势力，反对改革，并企图废黜支持改革的太子李隆基，破坏朝廷稳定大局。如不搬去这块绊脚石，改革事业就会夭折，一场新的动乱将代替安定局面。但如果采取行动，就有罢职、贬官甚至杀头的危险。
姚崇
姚崇、宋璟为国家的安危而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向睿宗上“安储三策”，“请出宋王及豳王皆为刺史，罢歧、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睿宗虽然勉强接受并执行了这三条建议，但由于迁就太平公主，姚崇和宋璟还是被加上离间皇室关系的罪名，又一次被贬出京城，做了地方上的州刺史。
开元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务修德政，励精图治，准备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抓住玄宗锐于成事的心理，上书提出十条意见，以皇帝能否接受作为他是否出任宰相一职的条件。这十条意见是：
一、武后当政以来以峻法绳下，陛下“政先仁恕”，可乎？
二、朝廷与吐蕃作战，兵败青海，至今仍未有悔意，陛下“不幸边功”，可乎？
三、近来佞人触犯法网，皆以受宠得解，陛下“法行自近”，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可乎？
四、武后、韦后时期宦官干政，“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
五、宗室贵戚、公卿方镇等，纷纷纳贡于上，陛下“租赋外一绝之”，可乎？
六、外戚曾长期把持朝政，班序芜杂，陛下“戚属不任台省”，可乎？
七、先皇帝侮辱大臣，有失君臣之礼，陛下对臣下“接之以礼”，可乎？
八、燕钦融、韦月将等大臣以忠被罪，从此诤臣沮丧，陛下让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
九、武后、中宗先后造福先寺、玉真观等，费资巨万，陛下杜绝“营造”，可乎？
十、西汉因为吕禄、王莽、阎显、梁冀等外戚权臣乱天下，“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
姚崇
姚崇的十条建言，不到区区300字，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大政方针，言简意赅，字字珠玑，切中时弊，史称“十事要说”。唐玄宗悉数采纳：“朕能行之。”翌日，便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此后，但凡有军国政事，唐玄宗都要请教姚崇，一起决断，其敏锐超众的政治见识和临机决断的办事能力自不待言。“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非常欣赏姚崇的这十条意见，旁批中赞扬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遍阅《二十四史》，历史人物千千万万，能以“古今少见”的“政治纲领”而博得他激赏的，确属凤毛麟角。可见，能否把治国理政的大智慧、大道理具体化为对当权者行事决策的约束和规范，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具有智慧见识的重要准则。姚崇向唐玄宗提出的十条意见，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易于实施，更易于监督和评判。这是毛泽东称赞姚崇为“大政治家”的原因之二。
姚崇见证了唐太宗贞观之治遗留下来的治世楷模，经历过人所称道的高宗永徽之治，又亲身参与了武则天的文治武功，还体验了中宗腐败政治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灾难。他以儒家的经世济民为己任，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他的吏治思想。
姚崇
这集中反映在姚崇于开元二年（714年）撰写的《持秤诫》《弹琴诫》《持镜诫》《辞金诫》《冰壶诫》（合称《五诫》）中。《五诫》主要内容有：一、姚崇强调“为政以公”的吏治思想。他主张为政者要像持秤一样，“志守公平，体兼正直”，“称物平施，为政以公，毫厘不差，轻重必得”，“存信去诈，以公灭私”，只有这样，“心苟至公，人将大同。心能执一，政乃无失”。
二、姚崇倡导官员勤政。他批评了“凡今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忠直”，即为官者无所作为，唯知巴结讨好上司的不正之风。提出要学习“古之君子，策名委质，翼翼小心，乾乾终日”的精神。为官者“刑不可滥，政不可贼”，只有勤政为民，才能做到“如镜之明，断可以平；如镜之洁，断可以决”。
三、姚崇倡导“廉慎”的作风。他批评唐中宗以来“当官以害剥为务，在上以财贿为亲”的腐败之风，要求为官者要像盛冰的玉壶一样，冰清玉洁，要像子罕（春秋时宋人）辞玉、杨震（东汉太尉）辞金一样，洁身自好。他谆谆告诫为官者，“尔以金玉为宝，吾以廉慎为师；尔以夜昏可纳，吾将暗室不欺”。只有自觉抵制“金玉”的诱惑，才能避免“象之有齿，以焚其身；鱼之贪饵，必曝其鳞”。因此，“当官明白者”，“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自觉做到“请谒者咸息，苞苴者必辞”。
四、姚崇注重治国中“教化”之作用。他认为当政者要像弹琴一样，“君子抚之，以和人心”，“乐导至化，声感人情”，达到“身不下堂，不言而理”的效果。他还提出“善为国者如弹琴：宫君商臣，则治国之道；大急小缓，岂安人之心”。指出要根据实际“改张逾于立法”，即及时调整政策法令。
五、姚崇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他说：“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师。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无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之所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他主张做一个好的官员，要“凡所从政，当须正己。诫往修来，慎终如始”。
姚崇的吏治思想影响了当时的皇帝和各级官员。由于唐玄宗和姚崇身体力行，开元之初基本上扭转了唐中宗以来的各种不良官场风气，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毛泽东称赞姚崇为“大政治家”的原因之三。
宋朝宋祁在撰写《新唐书·姚崇传》后评论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变，即变革，也就是改革。纵观姚崇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武则天时期，他竭力劝谏女皇彻底废除酷吏制度，大义凛然，以自己官职、性命及一门百口，担保朝中文武百官无人谋反。武则天深受感动，从而下决心废除严刑峻法，稳定了政局。唐睿宗时期，任中书令的姚崇和侍中宋璟，大力革除唐中宗吏治弊病；顶着压力，罢免了几千名中宗亲自批准的、靠花钱买来的“斜封官”; “不畏强御，请托不行”，整顿了上万名超编的吏部候补官员，通过考试，选拔了不足二千人录用，“人服其公”。
虽然后来姚崇遭贬，改革事业夭折，但他们的改革的魄力，至公之心，却给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流传过这样的民谣：“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姚崇在开元初年大刀阔斧的改革更是大手笔。他劝玄宗“无任功臣以政”，“诸王外刺”，结束了唐中宗以来政局动荡不安的历史，赢得了近50年的太平时期。
他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任用贤能，唯才是举；劝课农桑，赋役宽平；不贪边功，中外和平。姚崇的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所以，中唐诗人和评论家杜牧称赞姚崇“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姚崇之后，继任者宋璟、张嘉贞等“萧规曹随”，“守法持正”，不懈努力，终于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开元盛世”。这是毛泽东称赞姚崇为“大政治家”的原因之四。
大政治家姚崇还坚信“人定胜天”，这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有相同之处，所以毛泽东称赞他是“唯物论者”。
《新唐书》中记载的三件事，能反映姚崇的唯物论思想：
一、开元四年（716年），山东一带发生蝗灾，“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朝中官员甚至唐玄宗也视蝗虫为天物，不敢捕杀。姚崇却主张捕杀蝗虫后用火焚烧，并上书唐玄宗：“昔魏世山东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后秦有蝗，草木皆尽，牛马至相啖毛。今飞蝗所在充满，加复蕃息。且河南、河北家无宿藏，一不获则流离，安危系之。且讨蝗纵不能尽，不愈于养以遗患乎？”黄门监卢怀慎认为天灾非人力所能制服，姚崇大声驳斥道：“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下令灭蝗。不久，蝗害讫息，百姓免于灾难。
二、唐玄宗有一次要东巡祭太庙，不巧，此时太庙的房子坍塌。许多大臣以为是“天象”，建议唐玄宗不可东巡。唯独姚崇认为这是房子年久失修损坏所致，与东行无关。况且东行是为了安抚百姓，“所以为人，不为己也”。唐玄宗很欣赏姚崇这种不信鬼神的清醒认识，按原定计划坚持东巡。
三、姚崇对佛教有着理性和正确的认识。唐朝时佛教盛行。武则天登基，也托言“弥勒”转世，普度众生。姚崇的母亲也是一个虔诚信佛者。姚崇不可能不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长安二年（702年），姚崇曾为母祈福造像。后来其母亡故后，姚崇兄弟姊妹还为母亲造一功德窟。但是，唐中宗以来，贵戚争相营造佛寺，从中谋取利益，滥度人为僧尼，逃避国家赋役。姚崇对此坚决反对。开元年间，在姚崇的建议下，朝廷淘汰僧人一万二千多人，还颁布了禁造佛寺的法令。到后来姚崇越来越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认识。临终前，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写道：“佛者觉也，在乎方寸。……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恶，则佛道备矣。”可见他把佛教看作一种信仰。他又说：“夫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儿女子曹，终身不悟也。”
毛泽东在这段旁批注：“韩愈《佛骨表》祖此。”意思是说，几十年后韩愈写的《论佛骨表》，是对姚崇之论的继承和发展。
姚崇晚年辞去相位，推荐宋璟担任宰相。姚、宋都是对“开元之治”起过重大作用的人。姚、宋二人在劝谏皇帝时因脾性不同而采取的方法也不同，如姚崇对唐玄宗采取的是循循善诱的进谏法，而宋璟对唐玄宗，则直陈诤言，常常迫使玄宗不得不采纳其建议。故毛泽东评价说：“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