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治在整个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中，向来都是最为关键且棘手的一大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国家规模庞大，地方行政的优劣对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繁荣与发展，其关系之重大不言而喻。
明代亡国之后，当时有两位极具影响力的大史学家，在经历了朝代更迭的沉痛打击后，深入思考，深刻反思，从而展开对明代政治制度的研讨，并探寻此下中国政治的未来出路。
其中一位是黄梨洲，他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著就了一部影响深远的《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中，他最为关注的便是明代废除宰相这一重大事件。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坚定地认为，在未来的政治体制中，只有重新设立宰相一职，明确其职责和权力范围，将宰相作为政府的核心领袖，才能够避免皇帝独揽大权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另一位则是顾亭林，他精心撰写了一部极具价值的《日知录》。在这部著作中，他曾明确指出：“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他旁征博引，列举了历史上众多生动的事例加以佐证。
例如，在汉朝的“文景之治”时期，地方官员数量众多，且尽职尽责，使得地方治理井井有条，社会安定繁荣，百姓安居乐业。而在东汉末年，朝政混乱，大官众多，地方官员权力被削弱，无法有效地管理地方事务，从而导致民不聊生，战乱频繁。
总而言之，地方政治若是能够得以良好地推行和管理，整个天下就能保持太平祥和的景象。反之，若地方政治出现混乱、腐败，治理不善的状况，那么天下必然会陷入大乱的困境。
他们两人的着眼点，的确一上一下，各有侧重。黄梨洲侧重于关注上层政治制度的架构和权力分配，而顾亭林则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基层的地方政治上。
然而，倘若我们仔细审视全部中国政治的发展历史，就会清晰地发现他们两位所阐述的观点，同样是历经岁月考验、颠扑不破的宝贵教训。
从先秦时期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再到唐宋元明清的各种政治制度变革，地方政治的优劣始终对国家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唐朝，地方治理得当，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到了唐末，藩镇割据，地方权力过大，最终导致唐朝的衰落。
又如宋朝，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官员的权力进行了严格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方治理的效率和灵活性。
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充分证明了黄梨洲和顾亭林观点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从中国传统历史的意见来进行评判，在地方政府制度方面，最为出色的当首推汉代。不过，唐代的地方制度其实也还算不错。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中国的地域如此辽阔广大，如今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有便捷的飞机、高速的火车以及即时的电报，政令的传达相对而言并不会感觉到有多么巨大的困难。然而，在往昔的岁月里，交通方式完全依赖于驿骑，这可就绝非易事了。
当时的驿路虽然能够贯通全国，处处都设有驿站，在那个时候被称作“亭”。但以唐代为例，其首都设立在长安，如果要发布一份公文到番禺（也就是如今的广州），或者是传递到杭州与福州等地，那都是极为困难的。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凭借想象去感受。
想象一下，在漫长的驿道上，信使骑着骏马，日夜兼程，历经风雨和艰辛。路途遥远，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可能会遭遇恶劣的天气，如狂风暴雨、大雪纷飞，这都会严重影响行程的速度和安全。而且，马匹也会疲惫，需要定期更换，驿站的供应和保障也并非总是充足和及时。
从长安到广州，要穿越崇山峻岭、江河湖泊，经过无数的城镇和乡村。每到一处驿站，信使都要交接公文，稍作休整，然后继续踏上征程。这样的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公文的传递速度和准确性都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对比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古代政令传达的艰难，也更能理解唐代地方制度在当时条件下所面临的种种限制和困境。
但令人惊叹的是，即便在当时那样交通极为辽远、递讯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政事上却未曾出现明显的失误。当时对于公文的处理，是有着细致且合理的分类的，其情形就好像现如今发电报要区分加急电和普通电一样。
当时在递送某种公文时，对于每一个时间段马匹该奔跑的路程，都有着明确且严格的规定。从这一个驿站到那一个驿站，快的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慢的又需要多少时间，皆有清晰明确的限定。而且，每一个驿站都有专门负责值守的人员。当送公事的人员抵达时，守站的人员早早地就把食物和饮品都准备妥当。此人在到达后能够吃饱喝足，获得片刻的休息，随后再更换一匹预先喂饱养好、精力充沛的马，继续踏上行程。
对于行程的安排，更是有着精准的规划。第一天应该在什么地方停歇，第二天又该在何处休息，都有着严格的限定。比如，从长安出发前往广州的公文传递，第一天可能会规定在某个距离适中、设施完备的驿站停歇，以保证信使和马匹都能得到适当的休整；第二天则会根据路程和马匹的耐力，规划到另一个特定的驿站休息。这种精细的安排和规定，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公文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准确送达目的地，从而确保了政事的正常运转，尽管面临着诸多艰难险阻，却依然能够保持高效和有序。
因此，在规定的天数内，如限期赶到目的地，通常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如今我们打电报依靠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在从前，完全依赖的是人力和马力。每天，户部、吏部、尚书各部都会有大量的公文需要送往全国各地；一匹马接着一匹马，在道路上往来穿梭，络绎不绝。
现今的火车轮船，尽管拥有着现代化的设备和技术，有时尚且还会出现误点的情况。而在古代，驿骑误点更是应当是屡见不鲜的寻常之事。但即便如此，也总得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规定的时限到达。否则，政事必然会陷入混乱不堪的局面，国家也将会面临垮台的危险。
就拿这一例子来说，便能够清楚地知晓，现在我们时常喜欢说的“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这句话，实际上也并非完全正确呀！按照合理的理论来推断，空间的范围越大，时间的把控就愈发显得紧要。倘若中国人真的毫无时间观念，又怎么能够成功地统治和管理如此辽阔偌大的空间呢？
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就有着严格的时节规律，农民们根据节气来安排播种、灌溉和收获，这无疑体现了对时间的精准把握。再者，古代的科举考试，有着明确的考试时间和流程安排，全国各地的考生都要按时赶赴考场，这也反映了对时间的重视。
又如古代的军事行动，调兵遣将、粮草运输等都有着周密的时间计划，稍有延误就可能导致战争的失败。
所以，不能仅凭一些表面现象或个别事例就轻易地得出“中国人一向没有时间观念”这样片面的结论。
再说那些驿站，其建筑设计可谓是极为讲究。不仅有造型别致的假山，清澈见底的水池，还有造型精巧的亭阁，宽敞明亮的厅房，设施完备的洗澡间，以及宽敞舒适的马房，一应设备都齐全而周全。当送公事的人员到达时，总会为其提供极佳的休息条件，让你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整，以便第二天能够精神饱满地重新上路。
即便是不睡觉，不过夜，仅仅休息一两个点钟，也足以让你恢复疲劳。与此同时，还会替你准备好状态良好的新马，以供你继续前行。而且，马力也是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的；若是携带第一等紧急公文的，便会给你配备第一级能够快跑的良马骑行。
即便身处那些荒山穷谷之中的守站人员，也决然不会耽误你的正事。从这一个具体的例子，便能够清晰地看出当时行政效率之高。然而，但是这种显著的功绩，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中央政府。这并非是宰相和工部尚书的职责范畴内之事，而是地方政府精心管理、有效执行的成果。
要知道，地方政府需要对驿站的选址、建设、人员配备以及物资供应等各个方面进行周全的考虑和安排。他们需要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合理规划驿站的布局，确保驿站能够覆盖主要的交通路线。同时，还需要选拔和培训守站人员，使其具备良好的服务意识和专业素养，能够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任务。
此外，地方政府还要负责驿站马匹的饲养、训练和调配，保证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马匹可供使用。在物资供应方面，要确保驿站有充足的食物、饮水和草料等储备，以满足过往人员和马匹的需求。
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付出，才使得驿站系统能够高效运转，为国家的政令传达和行政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顾亭林亲身涉足的地方数量众多，据他所言：只要目光所及之处出现一条大路，那路基修筑得坚固而平坦的，经过一番询问与查考，多半是源自唐代遗留下来的。只要目睹一座规模宏大、城墙坚厚雄壮的城市，一经仔细询问并加以查考，也大多是唐代留存下来的。
对于驿亭的建筑遗址，顾先生更是见识了不少。也正因如此，他才会深深地追怀起唐代的规模气象。据他在《日知录》中的讲述，那种情形真的就好似近代欧洲人满心眷恋并推崇罗马古迹一般。
然而，罗马帝国乃是凭借着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征服四周，所有的举措皆是为了扩张武力。唐代则截然不同，其完全是依靠地方政治的完善与优化。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和意图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且，顾先生绝非毫无目的、如同考古学家一般单纯地来赞扬唐代。他的这番用心，恰恰是针对着明代的实际状况。
明代的地方行政，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在地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上，往往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导致一些真正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无法得到应有的任用和晋升机会。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受到中央的过度限制，使得地方在开展公共事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时常常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
在地方治理的制度设计上，明代过于强调中央集权，忽视了地方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社会问题时，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此外，明代的监察制度在地方执行过程中也存在漏洞和弊端，一些地方官员为了逃避监察和惩罚，相互勾结、弄虚作假，使得地方行政效率低下，腐败现象滋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顾亭林通过对唐代地方政治的追怀和赞誉，旨在引起人们对明代地方行政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期望能够推动明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接下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明代的地方行政吧！
要深入探讨明代的地方行政，其中最为重要、应当首先提及的，无疑就是当下我们所熟知的所谓省区制度了。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在沿用“行省”这一称谓。行省制度，并非起始于明代，实际上它是从元代开始形成的。甚至也可以说，金代就已经初步出现了行省的雏形。然而，真正将其确立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善制度的，却是元代。
我们在现今常常称呼的江苏省、浙江省，“省”这个字眼看似像是地域的名称。但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省”字最初的含义其实是衙门的名称，而非地域的名称。
在古代的政治体系中，“省”最初指的是中央政府的某个部门或者机构，负责特定的政务处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格局的演变，“省”的概念逐渐与地域产生了关联，但这种关联并非一蹴而就。
例如，在金代，行省的设置更多是为了应对战争或者特殊的政治需要，具有临时性和机动性的特点。而到了元代，随着疆域的空前辽阔，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国土，行省制度得以确立和推广，行省逐渐成为了固定的行政区划单位。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名称更改，而是涉及到权力分配、行政管理、经济控制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省”字所代表的意义和功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演变成了地域行政管理的核心标识。
通过对“省”字含义的溯源和演变的分析，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理解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制度的发展脉络，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
在金、元两代，逐渐开始出现了“行中书省”这一特殊的机构设置。中书省在当时乃是中央的宰相府，通常被人们称为“都省”，其地位举足轻重，掌控着国家的核心政务。
行中书省实际上是由中央宰相府（也就是都省）分派出一个特定的机关，然后将其驻扎在远离中央的地方。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在于蒙古人成功征服中国之后，出于对政权掌控的极度谨慎，内心充满担忧，丝毫不敢将政权进行分散处理，而是一心想要将所有权力完全牢牢地把握集中在中央。
一旦某地方发生了重大事件或者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中央宰相府就会迅速派遣一两个得力之人前往该地进行镇压和处理。“行省”本质上就是一个处于行动状态的中书省。
就如同过去御史台为了考察地方行政的实际情况，会派人前往各地。今天可能在这个地方，明天又辗转到了另一个地方，所以就有了“行台”这一称呼。
这种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权的稳定和统一指挥。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地方在应对一些具体问题时缺乏足够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比如，当地方遇到自然灾害或者突发的社会矛盾时，由于需要等待中央的决策和人员派遣，可能会错过最佳的处理时机，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怎么能够将其一部分划分在江苏，又把另一部分安排在广东呢？这无疑是元代所推行的一个极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这是因为作为异族的他们征服了我们，趾高气昂地跨驾在我们头上。最先运用这一制度的其实还是金。
然而，不管是金还是元，都是外族借助此制度来统治中国。他们统统都怀着极度的不放心，既不敢把政权交付给地方，也不愿意将政权分散出去，所以就连地方上的政事，也要由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亲自来进行统辖和管制。
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严重违背了地方治理的正常逻辑和需求。在正常情况下，地方事务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由熟悉本地情况的地方官员进行灵活处理和决策。但在这种外族统治下的特殊制度下，地方的自主权被极大地剥夺，导致地方治理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
例如，在经济发展方面，由于中央对地方经济事务的过度干预，地方无法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来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从而影响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中央的统一管制可能无法充分考虑到地方的文化特色和教育需求，导致文化传承和教育发展受到阻碍。
就比如当下的英国在香港，以及过去在印度，都设置了“总督”这一职位。殖民地的总督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从名义上来说，殖民地的总督，是由英国皇帝派遣的，并非由内阁派遣。这是由于内阁代表着国会，而国会则代表着民意。然而在殖民地，根本不允许存在民意。在英国本土，能够拥有民主，能够实现自治；但像香港、印度这样的殖民地等等，是绝对不能拥有民主与自治的；所以也不应该设立地方官，而是直接由皇帝派遣一位总督来进行管理。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制度，其背后必然都存在着特定的意义和考量。元代的行中书省，实质上就是一个处于行动状态的中央政府，如同是宰相府设立的派出所，分别驻扎在各个地方来处理事务。像这样的情况，地方就绝对没有权力，权力仅仅集中在中央。元代的状况是有中央而没有地方，中国对于元代统治者而言只是其征服的地域，就如同英国的香港对于英国那样。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或许能够实现对广袤领土的强力控制，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这种体制下，地方的发展需求往往被忽视，地方的特色和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例如，在经济领域，由于地方缺乏自主决策权，资源的调配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受到严格限制，导致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在文化方面，地方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可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抑制。
再以英国对香港和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这种外来的强力控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某些现代化的元素，但更多的是对当地人民权利的剥夺和本土文化的冲击。当地人民长期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无法真正参与到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决策中，社会的公平正义难以实现。
对比之下，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应当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寻求平衡，既能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能充分激发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在当时，并不是说把全国划分成几个地方行政区；乃是这几区地方各驻有中央宰相，即成为中央宰相府的活动分张所。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换言之，是中央侵入了地方。中央需要派一个大员来镇压某地方，就派一个外驻的宰相。在元代，共计有如是的十个分张所，并不是全国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个区。行省制度在法理上的实际情形是如此。
再往更深的层面来阐述。这种行省的设置安排，实际上压根不是出于行政上的便利考量，而主要是为了达成强有力的军事控制目的。行省制度的历史渊源确实就是这般模样。正因如此，一直沿袭发展到近代，依然能够探寻到它留存的痕迹。
我们现今的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以及“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拿江苏徐州来说，它属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其地理位置特殊，一侧紧邻着山东，另一侧又与河南和安徽接壤。徐州虽归属于江苏省，然而它的周边区域，江苏却无权管辖；像这样的情况，江苏的总督或者巡抚就根本无法对其实施有效的控制。
南京同样也是一个军事要地，但是假如广德没能守住，或者芜湖被放弃了，南京也就难以保全；而广德、芜湖又都不在江苏的管辖范围之内。任何一个省份都是如此的状况。给了你这一半的区域，却割去了你那一半的区域。使得全国的各个省份，都变得支离破碎、不成整体。这样一来，既无法实现统一起来进行反抗，而且任何一个单独的区域也很难独自进行反抗。这便是行省制度内在所蕴含的核心精神实质。
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如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
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敌人有意混清是非造出来做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
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