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汉代的选举制曾占据着颇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的选举制，其形式多样，包括察举、征辟等。察举制侧重于考察被举荐者在道德、品行方面的表现，例如孝顺父母、廉洁奉公等；征辟则是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召有才能之士。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到了唐代，此项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实际上已完全由考试制度来代替。
说到“考试”两字之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即对官员或应试者过往的功绩和表现进行评估和审查；“试”是指的试用，通过实际的任务或情境来检验其能力和适应性。
远在战国晚年，就已有一大批中国古代的乌托邦主义者，积极地提倡“选贤与能”，大力呼吁为国家选拔有德行和才能的人才。他们还提倡考课与铨叙，其用意在规定一项政府用人之客观标准，以避免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例如，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考核标准和方法，包括对官员的政绩、品德、学识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
汉代选举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倡导下应运而生。它在一定程度上为汉代选拔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贡献。
唐代的科举，其实还是由汉代的选举制演变而来。虽然形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旨在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而我们此刻则称之为“考试制”，这种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人才选拔的重视和不断探索。
汉代的人才选拔机制独具特色，先是乡举里选之后，再会由中央加以一番考试。乡举里选是地方基层对人才的初步筛选和推举，将那些在品德、才能方面表现出色的人推荐出来。
其先是对策，所谓对策，只是征询意见而已。被举荐者会针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以展示其思考能力和见识水平。然而，这种方式在初期还较为简单和初步。
一直要到东汉晚期，左雄为尚书之时，才正式有了更为规范和严格的考试。但在当时，考试也仅仅只是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环节而已。
迨至东汉末年，天下陷入大乱之局，汉献帝在颠沛流离中逃亡，中央与地方之间失去了有效的联系，原本有序的一切制度全都陷入了紊乱的状态。乡举里选的制度在这样的动荡局势下自然也无从推行。
于是，朝廷用人失去了明确的标准。尤其是武人在军队行伍中，肆意滥用人员，全然不依照既定的制度。例如，某些将领仅凭个人喜好或关系，随意提拔下属，而不考虑其真实的才能和品德。这种混乱的用人状况，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使得东汉末年的政治局势愈发难以收拾。
曹操以陈群为尚书，委以掌吏部用人之事的重任。在此背景之下，陈群开创性地创设了“九品中正”制。
此制的大体框架是这样的：就当时在中央任职，且品德高尚、声名远扬者，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这情形犹如此刻中央政府迁移来台，就各省流亡在台的人士中，按省份各推举一人，而此人则指定其必须在政府任职，令其为大中正。
由大中正之下，再进一步产生小中正。随后，由中央分发一种精心设计的人才调查表。在这项表格中，把人才细致地分成九品，分别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接着，让各地的大小中正，各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把各地流亡在中央的人士，分别记入表格之中。不论其人已经担任官职或是从未踏入仕途，皆可纳入登记表。而且，表内详细记载其年龄、籍贯等各项信息，分别进行品第评定，并加上精准恰当的评语。也正因为如此，主持这项工作的便被称为“九品中正”。
例如，在评定过程中，对于那些有着卓越才能和高尚品德的人，会给予较高的品第和赞誉之词；而对于那些才能平庸、品德有亏的人，则会给予较低的品第和相应的批评。这种评定方式在一定时期内，为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相对规范和系统的依据。
这些精心制作的表格，由小中正协助大中正进行仔细核定之后，郑重呈送吏部。吏部便会依据此种表册所标注的等第和所附的评语，来谨慎地斟酌任用官员，分别进行黜陟，即降职或升职。
这样一来，官吏的任命与升降，相较以往而言，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而此项标准，实际上依然是依据各地方的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依然仍然保留有汉代乡举里选的遗意。
然而，所有与近代西方民主选举制度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西方是一从“众”，即完全依据大众的直接选择；而中国古代的这一制度则是一从“贤”，认为贤能之人能够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至于贤人实际上并不贤能，中正之人实际上并不中正公平，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但至少在曹魏初行此制时，总归是比以前那种毫无标准、各自随意援用私人的混乱状况要好得多。
在当时，这一制度刚刚建立之际，使得吏治得以澄清，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曹家能够得以夺得天下，建立政权，这一制度在其中也是有着一定关系的。例如，通过这一制度选拔出了一批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为曹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但究竟而言，此制仅仅只是一时的救弊措施。这就如同某种药物用于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一旦病愈就不宜再服用。否则，药原本是用来治病的，却也可能因过度使用或不当使用而起病。
迨及晋代统一天下，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对于陈群所创设的此制，都继续沿用，未能加以更新和改进；如此一来，种种毛病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首先，人人都渴望获得大中正的品评和提拔，于是纷纷涌向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全国的人才都集中到中央，这绝非是一件好事。就地方而言，没有了人才，不但地方行政的效率会大幅减低，而且地方的风俗文化也难以取得进步和发展。要知道，地方若是垮掉了，中央又怎能单独存在呢！所以说，中央集权并非全然是好事，而中央集才同样也不是好事。比如某些地方由于人才的大量外流，导致当地的治理出现混乱，一些原本可以在本地解决的问题，因为缺乏人才而无法得到妥善处理，进而影响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再则，中正的评语，无论是已经做官的人，还是未曾做官的人，全都要进行评价，而吏部凭借这些评语来决定官吏的升降；像这样的情况，官吏的升降之权就掌握在中正手中，而并非掌握在其本官的上司手中。这无疑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相互混淆了。于是，做官的人也各自忙于奔走竞争，试图获取社会名誉，却全然不顾自己本官的职务以及实际工作。而他们的上司面对这种情况，也往往无可奈何。例如，有些官员为了迎合中正的评价标准，不惜弄虚作假，粉饰自己的形象，而忽视了本职工作的实际成效，导致政务荒废，百姓受苦。
在陈群创设九品中正制之时，为什么要规定大中正一职定由中央大官兼职呢？这其中有着深层的原因。当时，由于种种复杂的局势影响，地方与中央已失却了有效的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只好就中央官来兼任大中正，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能够方便由他推选他的本乡人士中流亡在中央者，以预备供中央任用。
但又为何在中正簿上定要连做官人一并登记品评呢？这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采取这样的做法，便可以把当时已经存在的那些滥用职权、不称职的一批人通过品评筛选澄清除去。这些都是陈群创设此制时的良苦用心。
因此，就九品中正制在其创设之初为一时救弊起见，也不能算是一个坏制度。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种相对可行的方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到了后来，因施行的时间、空间关系都与最初大不相同了，可却还是照样沿用，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的调整和变革，遂终于暴露出了大毛病。比如，在后来的施行过程中，由于中正官的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品评结果往往受到人情关系、家族势力等因素的干扰，使得真正的人才难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任用。
从此我们便可知晓，政治制度是立足于现实情况的。每一项制度，都必须紧密针对现实的状况，时时刻刻力求能够变动适应，以契合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任何制度，断然没有二三十年而毫无变化的情况，更不存在二三百年而一成不变的情形。
但不管怎样变化，一项制度背后所蕴含的本原精神所在，也就是此制度的用意的关键核心之处，则仍然可以保持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能够遵循其正常的轨道逐步发展。这即是此一项制度的自然生长过程。
制度必须不断地生长和演进，而且一定需要在现实的环境、现实的要求之下进行生长。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而产生，而是从实实在在的现实情况中应运而生的。唯有这种从现实中产生的此项制度，才必然会具备其独有的一套理论依据与精神内涵。
例如，古代的科举制度，最初是为了选拔人才、充实官僚队伍，以适应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考试内容、形式和选拔标准不断调整，但选拔有学识、有能力之人的核心精神始终未变。又如，现代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下建立起来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基于对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其背后有着丰富的经济理论和发展精神的支撑。
理论犹如此制度的精神生命，赋予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为其指引发展的方向；现实则如同此制度的血液营养，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和支撑，使其能够落地生根、茁壮成长。二者对于一项制度而言，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制度的形态和效能。
即如唐代的一切制度，其中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时期逐渐演变而来的。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承载着岁月的沉淀和积累，亦蕴含着独特的传统精神，传承着先辈们的智慧和经验。
今天，我们却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切断，一味地想要模仿外国的制度。明明清楚地知道这一制度与我们自身的现实情况并不相互配合，却妄图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还美其名曰“革命”。然而，实际上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不合理的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实际需求，绝对不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我们此刻，一方面既全盘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依据，将其视为陈旧过时的糟粕，毫不加以甄别和借鉴；另一方面又严重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对当下的实际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所以，我们此刻所秉持的理论，是一种脱离现实、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我们满心所想往的制度，也是一种脱离实际、虚无缥缈的制度。
若我们肯虚心接受以往历史的教训，那么这一不良风气是应该高度警惕并坚决予以排除的。在曹操当时，实行九品中正制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以后此制度因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各种毛病层出不穷，后来的人便只是一味地责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样的看法多少是有些冤枉的。比如，在九品中正制实施的初期，它为选拔人才提供了相对客观的标准，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制度没有及时调整和改进，才导致了诸多问题的出现。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更多的是后续执行者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运用和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