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炮愈响愈近，愈响愈密，我和秘书跑去侦察科探听消息。

探听结果，据说，除了饶阳一股敌人而外，窝北和义门都有敌人同时出动。

而且河间、献县的敌人，都在一两日内大量增加起来。

毫无疑义，残酷的“扫荡”又开始了。

吕汗陷落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午饭。

一个参谋跑来见贺龙同志，说是敌人已经在造桥了。

但是这个紧急报告于他似乎毫无影响，他依旧吃着饭，俏皮似的说道：

“是呀，造起桥他们才好过来呀。”

“没有什么话要说吗?”

停停，对方就又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没有了，你走你的吧。”

而当那个显得有些紧张，有些莫名其妙的同志刚才转过身去的时候，他又望着我笑起来。

“同志!你看，敌人对我们的兴趣真不小呢。”

他的态度使我发生一种奇怪感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跟着他丢心落意地笑了。

其实在此后一天不断的行军当中，他的态度都是很随便的，好像一个习惯于惊涛骇浪，而又喜欢同惊涛骇浪搏斗的舟子一样。

甚至连上一次匆促应付敌人进攻那种稍微的不安也没有了。

虽然情势上这一次还要险恶得多。

因为几天以后我们才弄清楚，敌人的进攻一共是十路，人数在两万左右，妄想用最大的挣扎把我们的主力，也就是一二〇师的部队，驱逐向平汉路西边去。

在这十天当中，在一个地方停留上24个钟头的事是没有的。

早晨开到，夜半或者傍晚，就又得走路了。

有两处地方，我们恰从东头开走，敌人便从西头进了村子，仿佛换防一样。

经常听到的是大炮声和机枪声。

许多马夫之类的杂务人员，一到宿营地就躺下打起鼾来。

然而贺龙同志却依旧是坚定而愉快的，有时甚至使我这样的人失掉了那种对于战争的任何恐怖感觉。

在对敌人继续进行反“扫荡”的第四天上，我们驻扎的地点是卧佛堂，十里外的石马正在进行战斗；

然而，贺龙同志却忽然想起要同冀中行署比赛篮球的事，并且兴趣似乎很大。

“一定要注意啊!”

他悄声地叮咛着我们，“看哪一个打得好，你们就把他拖过来!”

他随即孩子气地大声笑了起来，解释道：

“你们不清楚，我们还输给赵承绶几个球呢!将来一定要组织人捞回来才想得过!……”

然而，随便的是他的态度，对于工作，他却认真而又严肃。

每每经过一处驻有队伍的地方，他都要停留一阵，亲自给他们一番指示。

而在到达宿营地以后，因为一夜的行军，大家都睡觉了，他却还要同别的领导人忙着军事上的布置。

而且不仅限于附近的直属部队，全冀中的部队的行动，都得取决于指挥部。

这是因为在那广大的平原上，几乎无时不在进行战斗的缘故。

是到青塔的早上。

我们正在卸行李，他从司令部里走出来了。

眼睛有点枯燥，炯炯发光，比平常射人。

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红晕。

那个短小精悍的七一六团团长走在前面，离他有一两步远，推着自行车，一面不时地侧转脸去倾听他的嘱咐。

当走到第三个门道边的时候，贺龙同志停下来，继续沉着而分明地说道：

“不要理他的!你回去就催他们弄饭，吃了就睡!”

那个渔人出身的青年干部离开他已经相当远了，而他又从后面着力地加上一句：

“没有命令无论如何不许动啊，——黄新廷（时任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团长）!”

他决然地退回去了。

当我死尸似的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又忽然发觉他屹然不动地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前。

衔着烟斗，摊开两手撑住门枋。

他不声不响地打量着我们的房子，悠闲自得的，好像房主人那些积满尘埃的家具，以及同伴们的睡相，使他十分发生兴趣。

而他的行动立刻引起我一种极不平凡的感觉。

我翻身起来，出奇地望着他。

可能我的神情有些可笑，他对我眨眨眼睛，带着一种打趣的口气说道：

“快好生睡你的吧!”

于是一转身又走掉了。

到了傍晚出发的时候，我这才弄清楚，这一天是我们近一向行军当中最紧张的一天。

我们周围四五个地方都有敌人，最近的一处是梁会村，离青塔只有5里路。

而且，当我正在酣睡的时候，敌人曾经对青塔轰过四五十响大炮。

然而，因为部队的镇静，封锁消息的敏捷严密，随后敌人却又莫名其妙地转移开了。

已经是夜深的时候，他把电筒挂在肩头，走来告诉我，明天我和其芳就可以回延安了。

随又取下一支日本军官用的自来水笔送我，说是从滑石片战斗中得来的，多少有点纪念意义。

在彼此客气了几句之后，我们便沉默起来。

隔了好一会儿，他才懒懒地叹息道：

“这一次老沙不值，连白洋淀的螃蟹都没有吃到就走了!”

他发愁似地望着我笑了笑。

“白洋淀的螃蟹蛮有名呢，”

他懒懒地加着说明，“我就爱吃螃蟹，今天早上，看见老百姓墙壁上挂起一个蟹壳，是去年留下来的，那好大呀!……”

我们重又落在沉默里面，为了解除自己心情上一种异样的不安，我问起他对于冀中今后局势的意见，他决然地回答道：

“将来的局面一定打得开的，敌人好几个人呀，就成天守在他妈几间烂房子里!……”

缓一口气，他又显得激动地向着我们解释。

“这并不是小看敌人呢!”

他着力地说，“兵力不足，是敌人永远没法子补救的。这回围攻我们的敌人，你怕是新调来的吧，都是从各个据点，像保定呀，天津呀，沧州呀这些地方凑的!结果怎么样?往东开，找我们的主力；往西开，找我们的主力，最后找到的却是敌人自己的死尸，——伤兵!”

他猝然撑着桌沿站起来了，红涨着脸，军帽往后一掀，露出他那阔而圆润的额头，使人感到一种倔强豪迈的气概。

但他随又坐了下去，而且柔和地笑了。

“现在算什么呵!”

他满不在乎地接着说，“同志!军长搁下来的时候，才剩四个人我都还要干下去呢，在鹤峰那个艰苦呀，四个人就成天在山头上钻；这里有敌人包围，那里也有敌人包围，后来把人搅毛了，我说，率性下山去吧!马上硬就在敌人的附近住起!你打，我溜；你想休息，我可打起来了!……”

这时两个睡眼蒙眬的同伴，都已振作起来，而且受了传染似的愉快地笑了。

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头，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他们寄居的农家，一天上午，门口来了个卖黄瓜的，在和一个团丁争论价钱。

因为正是热天，口很渴，他对那种平常的瓜果，忽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他的同伴都竭力阻止他闯出去。

他拒绝了他们，而且很出乎意外，他认出那团丁是他从前的一个老兵，于是大胆地告诉他道：

“赶快回去对你们的团总讲，就说我回来了。”

他敢于这样做有他的理由，因为那团总是贺英同志的干儿子；

还有，就是他的资格和名望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所以就在当天下午，一个具有敌“党”身份的他，被当做宾客接待到团防局去了。

许多知道他行踪的旧部都陆续跑来看他。

由于那长期的军人生活，他的部下是很多的，而且都已成了地方上的绅士。

他把他们丰饶的馈赠一律分散给所有的团丁共同享受。

一天，团总进城去了，他召集起所有的那些可怜的特殊职业者来讲话，问他们道：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呢?”

大家都回答说苦得很。

“平常大架子(土豪)待你们该好吧?”

他得到的是一阵唉声叹气的诉苦。

于是他开始鼓动了：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你们谋利益的。去找你们的团总算账吧!他就是大架子，叫他拿钱拿土地给你们!”

“他不给呢?”

一个人胆怯地问。

“没出息!你们手上不是枪吗?他不给把他吊起来呀!”

讲到这里，他静静地笑了。

随即又补充道：

“你看，才三五天工作，就全都是我的人了!”

接着他又讲了同一时期的另一个故事。

一个青年，“筋拌筋绺拌绺的”，忽然妙想天开，到处借了他的名义招摇、蹂躏着农民的利益。

于是发觉之后，他立刻把那恶棍逮捕来了，并且召集起当地所有的老百姓来共同审问，决定给他一番必要的制裁。

“起先他还要抵赖呢，”

他继续叙述道，“后来看见铁证如山，就只好承认了。我说，好吧，你借我们做幌子去骗人，我们也跟你借一样东西，——马上我就叫人把他拖出去了。”

等我笑完过后，他又加上一个结束语：

“同志们!”

他自信地微点着头，“艰苦是艰苦，一面也好玩呢。我们只有四杆手枪，又没匣子，就像电筒这样背起，吊在这边。大家都穿草鞋，蓝布短褂，一顶破草帽子。经常总是我和卢冬生两个人换班睡。你看，就这样我们就把苏区搅出来了。”

看看手表，他又热烈地给了我一番鼓励，要我再到华北，并且愿意给我种种帮助。

“最好把家里的事弄清楚，”

他已经站起来了，“这一来就可以多搅他几年了。才三十五六的人，年龄也并不大呀!你看我这个人就永远什么也不管的!……”

他阳气地笑着，而他的神情、态度，更使我深切地感觉到，他正是一个除开革命利益，什么也不在乎的人。

他随即走了出去，但才走到门边，又忽然回转身来，带着挂虑凝望着我。

于是，他严正而又热诚地这样说了：

“你一定来，老沙!我们将来还要通到关外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