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具备“上德”的人不表现为外在的有德，因此实际上是有“德”；具备“下德”的人表现为外在的不失“德”，因此实际是没有“德”的。“上德”之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所以无所不为；“下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有心作为，所以无所作为。上仁之人要有所作为是出于无意，上义之人有所作为是出于有意。上礼之人有意作为却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就扬着胳膊强引别人。所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所谓“先知”，不过是“道”的虚华，愚昧由此开始产生。所以大丈夫立身敦厚，不虚伪狡诈；存心朴实，不居于虚华。所以要舍弃虚华而采取朴实。

“道”，是自然规律和法则，是指这个世界还没有人的时候就存在的自然界或称宇宙的规律和法则。“德”，是人活了很长时间以后才进化出来的人类行为规范。换句话说，“德”是人类顺应自然、社会和人类客观规律去做事并从中获得的收益。

老子、孔子都宣传道德，不过，两位道德家是有一定区别或者差距的。老子宣讲的是圣人之道德，孔子宣扬的是君子之道德。圣人道德比君子道德更高尚。就如老子是以德报怨，而孔子是以直报怨。有人打了老子，老子只会呵呵一笑；若打了孔子，孔子则要抓其见官了。老子把人民看作自己的小孩子；孔子就麻烦了，见到老的要尊重，见到小的要劝勉，见到女的要避嫌，见什么人都要按照礼的要求区别对待。老子无为，不主动干什么；孔子有为，想为百姓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章中，老子的观点显然是有所指的。我分析就是针对儒家的仁、义、礼。

道家是要人去掉人为的、虚伪的东西，恢复人的淳朴本性；而儒家的仁义观是一种积极干预的道德体系，就是说，儒家是要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别人。

老子强调的是无为而治，让人们发自内心地遵守一些道德和准则，做到自然而然；孔子强调的是制定一些规则和秩序，强制人去遵守，时间长了养成一种习惯。

孔子注重教育，老子注重领悟。

老子的方法适合于智者，聪明的人才领悟大道，顺应自然去做一些事情；孔子的方法适合大众，人人都可以被强制遵守。

老子说的是哲学问题。原始社会和小国寡民不需要礼。有礼，说明社会开始分层了。有了利益之争，自然乱就来了。老子崇尚清静，喜欢小国寡民，自然会警惕礼的出现，因为礼预示着乱起。当道德约束力不足的时候，仁、义、礼开始发挥作用。孔子讲的是社会学问题。社会一旦形成，利益纷争不可避免，而礼是减少纷争的方法。礼的崩坏意味着没有了调和矛盾的规则和方法，乱象就不可避免。

受文革期间批判孔子“克己复礼”的影响，一直以为“礼”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没想到老子竟然以“乱之首”为其定义。而仔细看看，其言也不无道理。

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是“不管”而国家仍然正常运行，恰如一个人是否具备领导才能最好是看其不在任时单位能否顺利运营。此时，我想到了华为的任正非和格力的董明珠。两个人的领导风格各异，但前者显得更胜一筹。

西方的统治策略也看重“礼”（=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是“德”的最终表现形式。在人性还没有尽善尽美达到“德”规定的标准前，用“礼”来束缚一下也许是无奈之举。

苏格拉底，这位雅典最早的哲学家，全力以赴的正是对他的同胞进行道德教育这件事。

当时的雅典人已经变得消极、懒散、饶舌和贪婪。他们实际上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人们没有受到任何道德教育。苏格拉底对于民主政治有一种与民主政府完全不同的补救方法—这就是让政治领袖领导有方，同时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

关于“德”，亚里士多德这样说：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