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民国时期战争不断，人们耳熟能详的大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和政坛的铁腕人物。然而有一个人例外，他从没上过战场，却是蒋家王朝里四两拨千斤的“智囊”。就连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他仍旧是蒋介石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

此人就是国民党元老“政学系”的首领张群。

张群是典型的政客，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是靠嘴皮子获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的“能人”，他没有兵权，直到晚年蒋光头仍然重用他。

有人说张群一生高居政坛顶峰，鲜有政绩，其实不然，对于蒋介石来说，他乃是非同小可，不可或缺的。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位跟随蒋介石最长时间的幕僚，在民国政坛是如何翻云覆雨的。

天府之国四川，华阳县与成都县同城，1889年5月，张群(字岳军)就出生在这块富庶的平原上。

1901年后，张群就学于新学堂。1906年，张群在华阳中学时，听说保定军官学校在四川招生，决心投笔从戎，投考获取，北上入学，隶步兵第二队。当时蒋介石就在炮兵科，两人来自中国的一东一西，并不相识。

一年后，张群与蒋介石等60人东渡日本留学，在船上蒋、张二人相识，张见“贤”思齐，改为和蒋介石同学炮兵科，到东京后，一起进入振武学堂。

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界革命气氛蔚然成风，受其感染，张群与蒋介石同时一起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由黄郭介绍参加同盟会中军校同学的秘密组织“丈夫团”。毕业后，和蒋介石一同在炮兵联队实习。

张群以后能官运亨通，仕途青云，他和蒋介石的这段同窗之谊是为契机。

张群虽然学过军事，但他并没有成为军人，他弃武从政，在中国政坛活跃几十年，是旧中国官场上靠政治起家的典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张群等潜回上海，参加上海光复之役。张同蒋介石、黄郛同在陈其美手下任职。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张群和蒋介石同任大元帅府参军。

当时西南各省发表宣言，支持孙中山；但四川军阀林立，意见分歧，张奉命赴川联络协调，并同杨森等在重庆组织“川事维持会”，遭北洋政府通缉。

返回上海后，主办“民国日报”及“中华新报”。后又赴川，任成都市警察局长。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张群应胡景翼之邀赴开封，任河南省警务处长兼开封市警察局长。

黄埔军校创办时，蒋介石曾派王柏龄到上海邀旧时同学及同事赴粤工作，张群因故未能成行。

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着手准备全面反共，建立反动政权，极力拉拢党政军各方面官员，拼凑班底，张群被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群任军政部次长。

从此，张群一跃成为蒋介石身旁的要员和最亲近的幕僚，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作为“蒋介石的怀刀”，活跃在国民党内，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四处游说；蒋介石经常把最不放心，最难处理的事情都交给张群办理，张也最能领会蒋介石的意思，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张群始终和蒋介石共进退。

张群投靠蒋介石后，便奉命游说孙传芳。孙传芳本人及将领数十人出身日本士官学校，张群与他们均有同窗之谊，张以此关系，向孙传芳建议三策：(一)上策：与国民革命军携手共同北伐；(二)中策：局外中立；(三)下策：助吴佩孚对抗国民革命。

孙传芳当时轻视国民革命军力量，又以曾受吴佩孚之提携，不愿负吴，乃采中策。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各自保境安民的主张，当北伐军挥师挺进武汉，孙传芳感到自身可危，乃自赣西发动攻势，但势孤力单，大势已去。

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张群担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上海兵工厂厂长。1930年4月，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刚刚走马上任，中原大地，又起战火。当中原大战正酣之际，争取张学良成为蒋介石及反蒋派谁能取胜的关键。

张学良在战争初期，表面中立，静观局势发展。张群受命带着南京政府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及巨款到沈阳，又跟踪张学良，从沈阳到葫芦岛，至北戴河，软磨硬泡，费尽心机，终使张学良出兵助蒋，张群立了大功。

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中，张群是新政学系的领袖。由于张群在蒋介石身边的显赫地位，新政学系水涨船高，发展很快。

实际上，政学系只不过是一个政客集团，既无组织，又无原则，仅凭政治策略和运用以猎取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已。

他们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理、愿望和需要而进行政治策动。有时对于各种政治问题都是预先做好几种不同的答案，一旦看准风向，就提出相适应的主张，故能和蒋介石的意图一拍即合而获得信任，有时也的确能出谋划策，针对蒋介石的愿望和需要而解决了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

因此，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新政学系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担任过蒋介石秘书的杨永泰，一度成为宠臣，另一个就是张群。

政学系的政治资本，主要建立在：一是对各党派的运用；二是对各实力派的运用；三是对英美和对日本外交的运用。

其中对实力派和各党派的运用，是政学系手中的一张王牌。

他们拉拢各党各派，增加蒋家王朝的势力，张群起了重要作用。张群在蒋介石身旁，被称为“浆糊、胶水工作”，许多实力派、反动党派，几乎都通过张而与蒋结合。

民社党首领张君功，本是政学系重要干将张嘉激之兄，与张群极熟，运动民社党投靠蒋介石，并由国民党中央发给民社党经费等事均由张群办理。

青年党头子曾琦，1932年与张群熟悉后，又由张介绍给蒋，使青年党逐渐投靠蒋介石。各地方军阀，杂牌队伍，通过张群拉拢而依附蒋者颇多。

四川是张群老家，各军阀都通过张群向蒋疏通。军阀陈调元、刘镇华、徐源泉、龙云等，多由张群而加强了同蒋的关系。阎锡山、冯玉祥等也多由张群牵线传达一切。

1933年，张群出任湖北省主席。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在此前后，汪精卫遇刺受重伤，亲日派要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刺身亡；南京国民政府人事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任行政院长，张群担任外交部长。

1937年2月，张群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张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次年，出任行政院副院长。

张群虽然官运亨通，但出任四川省主席却为同乡所拒。原来，抗战爆发后，川军以国家、民族为重，派出14个师出川抗战，刘湘随军督战，1938年1月因病在汉口逝世。

刘湘一死，川军群龙无首，四川政局不稳，蒋介石想借机掌控四川，宣布撤销刘湘主持的七战区和川康绥靖公署；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接着又任命张为四川省保安司令。

这一撤一任，使川军将领感到严重威胁，云集于新头领王陵基麾下，逼蒋介石收回成命。

张群为川人所拒，蒋介石也觉得放不下面子，一心想让张群掌握川政，稳定大后方局势。1938年8月，蒋介石曲线迂回，任命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主管西南各省，干脆爬到四川省府头上做窝。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群参与国共两党谈判，并参加旧政协会议。1946年1月，在旧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张群为拆散民盟，孤立共产党，费尽脑汁，机关算尽。

民盟在酝酿推选参加政协的代表时，一天，张群、吴铁城等出面邀民盟一部分常委，以商谈旧政协筹备事务的名义，举行谈话会。

开始，张群讲了些蒋介石准备怎样举行旧政协的话，并征询大家的意见，话锋一转，故意挑起关于民盟9名代表名额在民盟内各党派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时，青年党左舜生突然发难：“青年党在中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最大的而且最有历史的大政党。它在民盟三党三派中当然是最大的一个政党。民盟9个代表的名额，青年党要占5席。”

左舜生这段话使在坐的其他民盟领导人大为惊异。原来这是张群一手导演的双簧戏，是一个拆散民盟的阴谋。当然遭到民盟其他人的反对，双方争论不休，僵持不下。

张群站出来圆场说：“倘若民盟在代表席位分配问题上真有困难，青年党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参加政协倒是办法之一。这不就减少了民盟内部的纠纷吗?至于每方面几个代表，是否两方面代表的数目一定要相等，这总是可以协商解决的。”

这样，张群一方面按照预定计划，支持青年党来达到分裂民盟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做得十分圆滑而不过分地得罪民盟其他的领导人。

在接收东北问题上，由于张群、吴铁城的建议和策动，政学系捷足先登，蒋介石内定由政学系要员熊式辉接收东北。张群企图在东北制造一种虚假的、形式的民主，设法争取中间派的合作，使之更具有欺骗性，这一企图最后破产。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召开伪“国大”、制订伪宪法之后，又加紧实行所谓“实行宪政”的准备。

1947年4月，国民党又演出了“改组政府”的丑剧。在这场闹剧中，张群粉墨登场，出任行政院长，这一所谓的“多党政府”，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装饰品。

1948年5月，张群改任总统资政。

1949年初，蒋家王朝将要灭亡，为做垂死挣扎，张群受命担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为挽救国民党的败亡出力。

同年底，蒋介石眼看四川将要解放，成都旦夕不保。他阴谋策划，想利用云南和西康这块地方，作为负隅顽抗和垂死挣扎的最后据点。

为此，张群多次赴昆明活动，12月初，张群到昆明和云南省主席卢汉协商，说蒋介石准备把中央政府搬到昆明和西昌，卢汉以“云南民穷财尽粮缺，负担不起，云南人民不会同意”相拒绝。

12月9日下午，张群再次飞往昆明，并想经昆明去台湾。

当晚，卢汉率部起义，扣留了张群，并让张的随员对张说：“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

张群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做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由于张群的表白和乞求，卢汉一念之差，顾及和张群的旧情，将张释放，使之逃到台湾，免当阶下囚。

同晚清政府、北洋政府一样，对日外交也是国民党政府最直接、最棘手的问题。

张群作为蒋介石的智囊，特别是对日外交的主要参与者，负有特殊责任。

在他90高龄时撰写的回忆录《我与日本七十年》，启笔忆旧，追溯往事，一部充满屈辱、血淋淋的中日关系史跃然纸上。

正如张群所说：“追怀往事，真不胜其感慨，在这70年的中日关系史上，我可说是渊源最久，接触最多的一个......我几乎是无役不从。”

早在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时期，张群就开始插手中日交涉，曾就“西原借款”问题赴日本活动。这是张群一生致力中日关系的开端。

1927年8月，蒋介石被桂系逼迫，及其它原因，第一次下野，以退为进，暂归奉化故里。

9月底，在上海东渡日本，随行主要有张群、陈群等人，蒋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同张群等一道广泛结交、会见日本朝野，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等密谈，拜谒日本黑龙会的头山满，为东山再起捞资本。

蒋回国后，张群继续在日本活动。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军队进行对张作霖的“北伐”。

日本对于“以美元为背景的南军北上”，显然是不甘心的。

5月出兵济南，酿成济南惨案，蒋介石妥协退让，不准还击，“忍辱负重”，国民党军退出济南，绕道北上。

与此同时，张群御命赴东京涡旋此事，拜访日本首相，乞求日本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北伐”予以理解和支持，力请通过外交途经解决济南事件，但并未获得日方的满意答复。

当张群回到徐州时，济南事件已告一段落。

1928年9月，“北伐”结束后，张群再次被派往日本，和日本首相田中会谈，目的是向日本介绍中国国内政局，希望日本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保持友好态度，对国民党南京当局的统一事业不要加以阻难。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身为上海市长的张群，“尽力防弭淞沪地区人民反日行动，不使扩大为全面之冲突。

张认为中国内部尚未统一，国力尚未充实，对日关系，不宜破裂。”这种举动和主张，遭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张被迫辞职。

1932年初，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在南方对红军大打出手，为应付北方政局，任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北平市整理指导文化委员会副委员长，协助张学良策划北方军政大计，主持对日交涉。

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张群在执行对日交涉中，忠实、具体地体现出来。长城抗战爆发后，黄郛受命北上，与日军交涉，张群多方协助，签定“塘沽协定”。把对日妥协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935年1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张群在座，对日军在华北的活动，张群指出：“如日本召还土肥原，阻止多田骏赴济(南)，则自治运动，可以立熄。昨日华北来人指告：土肥原曾提出共同防赤自治委员会组织方案，其中以土肥原为总顾问，可见自治之事，系由日本所鼓动!”态度较为强硬。

不久，张群任外交部长，负责对日交涉。张群上任后，一改四年来中国“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采取“主动的与日本谈判”，以求全面调整中日关系。

张群受命于危难之际，此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浪人走私，经济蚕食，支持汉奸暴动，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这些行径，严重威胁了国民党的统治，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响，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使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发生了新的动向。

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蒋介石起初曾表示可以原则上接受，以后态度则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张群在谈判中秉承蒋介石意图，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口头提出的超过“二十一”条的7项强硬无理要求，提出了中国希望调整两国关系的五点希望，要点为：塘沽协定及上海停战协定的取消，冀东政府的解散，华北自由飞行的停止，停止走私及恢复中国方面取缔的自由，察东及绥远北部伪军的解散。

张群表示此五项问题为中日纠纷症结所在，若不解决，中日邦交无由调整。这些是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提出的反要求，显然不会被日本接受。

谈判到西安事变前，最后破裂。在中日近一年的谈判中，张群与日方代表八次会谈，一改以前对日一味退让的态度，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1937年1月，日本驻华使馆秘书、武官奉调回国，谒张辞行，张群明确指出：“日本之对华态度如何，影响甚巨，故我国一方面决由外交途经进行调整交涉，而同时在其他方面又不能放弃抗日之准备也。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群作为蒋介石的主要谋士，参与对日决策。张群(一说吴铁城)提出了“战必败，和必乱，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失败主义论调的基本政策，在实际中被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所体现。

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南京吃紧，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加紧进行“调停”活动，张群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

由于日本占领南京后，要价越来越高，态度更加强硬，谈判破裂。次年1月，中日两国同时召回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断绝。

1948年5月，张群任总统资政；9月，代表蒋介石赴日本，视察美军占领日本后政策实施情况。与麦克阿瑟及日本政界首脑会商战后有关中日间的关系问题，张在广播讲话中，强调中日合作对增进亚洲区域经济及集体安全的重要性，实质上是和美、日相勾结，共同对付中国革命。

国民党政权溃败台湾之后，张群仍是对日外交的主要拟定和执行者。到台湾后，张群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1953年底接任“总统府”秘书长和“国防会议”秘书长，后因年迈去职，改任“总统府”首席资政。

由于张群长期主持中日交涉，1950年后，频繁来往于台北、东京之间，强调日、台的新关系，及日、台、美联系的重要性。在日本政界、外交界、工商界里广泛活动，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挑拨分化中日两国关系，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7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夕，83岁的张群还飞往日本做最后挣扎，和日本当局四度会谈，企图阻止中日邦交。

最后，张群面对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无可奈何，悲叹自己外交上的失败。

回到台湾后，被人说到：“只用耳朵听他们日本朋友的话，只想保住和扩大权势，一味亲日，落到今天的下场。”

1924年以后，张群与蒋介石关系渐密，为博得蒋介石信任，张八面玲珑，多方照应，唯蒋命是从，无一丝异意与其间。

在蒋介石20多年的反动统治中，张群一直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幕僚。

据跟随张20年的秘书说：张“从无甚政治主张和目的，只关心权位和金钱”张的一句名言是：“原则同意，技术研究”，乍听起来，似乎还对，可是，一看下句，把上句完全否定了，等于没有说。

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后，张群的朋友评价张说：“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有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此评价确实入木三分。

张群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时，因媚日引起民愤，被迫辞职。短期闲住沪寓，偶尔应蒋介石之召赴南京议事。

没事在家浇花种草，读书阅报，有时接待宾客，确有悠闲。

一天，无聊中，渡步厅中，尔见镜中自己身影，忽然自语道：“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可见，张也确有自知之明。

1933年张群任湖北省主席，协助蒋介石“剿共”，颇卖力气，权势日重，国民党内其它派系对张不满，称张为“得意的政客，”其语也算贴切。

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扣西安，南京国民党政府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中日情势颇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压迫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

张群任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又无法请示蒋介石，担心把握失当，不符合蒋的胃口。因此，每遇对日交涉前，都招何应钦、熊式辉、王宠惠、张嘉璈等商议。确定之后，再据之以答。张还焦虑恐慌，深怕出错。

当时，张嘉璈讥笑张说：“不要紧的，我看你的气色，不会倒霉。”又说：“你对于事上之道，已算尽其所能，不会有问题的。”

此种戏谑，将张在蒋面前的奴颜婢膝，及一生的政治作风揭露得淋漓尽致。

张群深知蒋介石对自己的属下，最忌者是任用私人，所谓私人，主要是指同乡、同学和同事。张为取阅于蒋，此类人员，概不引用。

因此，张所用之人，能顺利得到蒋的批准，张也常以不用同乡、不用亲戚本家、不援引旧时同事、“大公无私”自诩，或以“清高”自命。

其实，张只是不把私人置于自己属下。他的二弟张彻，才庸力平，久居成都，四川军阀因有求于张群，对张彻给予关照。

尽管四川军阀混战连年，此伏彼起，但张彻历任税官，搜刮民脂民膏，不为所动。其四弟张骧不学无术，声色狗马，吃喝嫖赌，出色当行；却以张余荫，任电报局长，位高薪多，既有此照顾，张又何必再用私人。

张群到台湾后，因年事已高，专攻养生之道，积15年经验，写成《谈修养》一书，到80年代初期已印行九版。此书被捧为“经史烂熟于胸中，冶中西哲理于一炉,实际上是张群几十年来读书和做人做事的经验总结。

张群谈修养，实是自我宽慰，他一生高坐政坛顶峰，鲜有政绩，常被人们议论。对此，张群满腹牢骚地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多恩多怨，少恩少怨，无恩无怨。”他在书中告诫人们要度量宽宏，尊贤容众。

张群在书中表示要学郭子仪“功盖天下主不疑，位极人臣众不妒”这里道出了张群“修养”的奥妙!

到台湾后，张群多次出访日本，有一次，张群在日本，有人说张：“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

张回答得很坦率，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换句话说，就是一切唯命是从，绝无半点自己的主张。

张群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客而已。倘若他不是早年就跟随了蒋介石，并且通过同窗之谊获得了高位，同时也颇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看他在担任上海市长时的媚日态度，也将会走向与汪精卫一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