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六十岁的病人在她入院接受子宫肌瘤手术的前夕，给家人留下了这样的一则留言。

她说：“我入院了，带着一身令人讨厌的病想手术。我懂这里的大夫是为了治病救人才收我入院。如果手术真出现意外，我应该自己负全责。住院就是把生命托付给白衣天使，生死一瞬，顺其自然。即使不成功，我还是要感谢大夫，因为他们尽力了。”

这样的一则简短留言，成为了郎景和大夫长达五十年的行医生涯里不可磨灭的记忆。他既为病人的深深的信任感动，也愈发体会到作为医生肩头那份生死攸关的责任。

这位就是著名的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先生。

郎景和院士一九六四年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便投身于妇产科的工作。五十多年来为城市和乡村成千上万的女性送去了健康，将不计其数的新生命迎来了人间。毫无疑问，在那些接受过郎大夫救助的患者心中，郎大夫就是他们心中的恩人。

可是在郎景和先生的眼中看来，医生对病人应该敬畏，应该感谢的。

1973年夏天，为贯彻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郎景和跟随第三批北京医疗队来到了西藏的阿里。

阿里地区被称为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平均海拔是四千五百米，不适合人类居住。对于北京来的医生来说对身体和精神都是一种极限的考验。

医疗队的每一个人都经受着严重的高原缺氧反应，气喘、胸闷、头痛，那时没有如今方便的氧气筒，两袋氧气大家都舍不得用，推来让去，困倦难耐，却又连瞌睡都打不成。即使要小便也是男的下车，女同志也只能到车后了事。因为无力不能走远，否则就回不来了。

这批来自北京的医生身心一直都受到了严峻的高原的考验，骑马巡回路不好走，藏胞向导们会主动的跳下来牵着医疗队的马小心前行。若是有人登不上马去，他们竟然匍匐在医疗队的同志们面前，让踩着他们的背上去。

通常会有两三个小帐篷形成一个小居民点，医疗队一来大家围拢过来像是节日一般，人们的疲劳一扫而光。

更让郎景和难忘的是这些藏民同胞们不仅仅把他们当做可以依靠的救命大夫，更是把他们当做了远道而来的客人，给予他们真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郎景和回忆道，有一次时间太晚他们回不去县城，老乡们就地给他们搭起了临时帐篷。晚上睡觉很香，竟然不知道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更不知道藏族同胞在他们帐篷的周边挖起了防水沟。清晨，老阿妈又端来了温热的酥油茶，清新的羊酸奶。

面对藏民们淳朴的情谊，郎景和的回馈唯有帮助他们医治身体上的创痛。他做了三个唇腭裂，两个是五六岁的小女孩，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术的效果很不错，他们都恢复的很好。

郎景和回忆说“小女孩欢喜地唱出了清朗的歌。小伙子娶上了媳妇儿，他还把我举到马上，抱着我扬鞭奔驰，呜哇大叫”。

西藏之行带给郎景和的思考是深远的，他认识到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呀应该是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的。

医疗并不只是单纯的治好一个人生理上的毛病，更重要的是要将温暖和爱带给患者，让他们对医生产生信任，对未来产生希望。

在郎景和的记忆中有一位始终令他难以释怀的病人，她的出现为郎景和上了职业生涯的另外一课。

几十年前郎景和做了一个剖腹产。孩子起名叫国庆，对于孩子的母亲他们并不熟悉，一般术后几天就出院了，对大多数孕产妇印象也不会很深。可是这位产妇不同，她的剖腹产伤口始终不愈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郎景和要每天给她换药。

处理伤口会有疼痛，但她却笑着说着没事。两周过去了伤口还没好，疮面也不干净，必须扩窗处理，病人欣然同意。郎景和和吴宝珍大夫一起给她做，蛮以为没问题了。一周后伤口又裂开了，医生们非常懊恼和内疚。病人却说“没关系，总会长上的”。医生们又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换药总算是长上了，那个时候孩子都满月了。

病人一直是安详的、平和的、配合的。这让郎景和感到深深的不安和隐隐的愧痛。那长达一个多月的换药手术，竟然没有留下痛苦的回忆和不满的哀怨，而是温暖的缅怀和理解的情谊。

从这位病人身上，郎景和开始认识到在人与疾病的斗争中，病人与医生是同志和战友，甚至分不清谁是指挥者。

郎景和院士认为，医生和病人可能遭遇同样的痛苦折磨，经受同样的心灵震撼、危险威胁，双方必须互相充分信任与理解，密切协作与配合。医生对病人总是应该敬畏，应该感谢的。只有医生和病人互相信任对方，把彼此当做自己人，才能共同对抗病魔，打赢生命的抢险战。

郎景和大夫之所以成为京城大医，正来源于他把患者当战友、当朋友，甚至当亲人。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医学中人的价值实际大于技术价值，医学就是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