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8日，因“五华山事件”被撤职的杜聿明迎来了他新的任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至此，杜聿明算是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杜聿明指挥国民党军六个军在东北作战，将我军几乎都赶过了松花江北岸，说是一年，实际上可能只有半年不到。

并且随着内战全面爆发，停战协议失效以后，杜聿明开始兴致勃勃的谋划占领东北全境。

应该指出的是，杜聿明在到东北一年的时间里，确实给我军造成了很大麻烦。

当然，除了客观因素外（这个过去聊得多了，参见黄克诚给中央的“七无”电文），当时国民党军开到东北的国民党军六个军都是参加过远征军，接受过美械装备的部队，战斗力强悍无用质疑。

除了新开岭战役意外丢了一个25师外，其余方面未见大的问题。

至此也奠定了杜聿明“名将”之名。

杜聿明过去在国民党军中，其实不太算是一个特别受重视的将领，在黄埔系诸多将领中，他也算是进步比较慢的。

蒋介石在黄埔选人，最重学生活泼好动，比如陈赓就非常典型，胡宗南虽然能力不及陈赓，但他性格也比较突出，曾因身高差点被拒黄埔之外，他竟然能站在校门口大哭，引起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关注。

相比之下，蒋介石不太喜欢性格木讷的学生，比如徐向前以及后来的林总。

杜聿明性格上不算活泼，所以一开始不是很受重视，以至于黄埔毕业后，杜聿明最初没有被分配到作战部队，而是被安排在何应钦第一教导团第一营第三连当见习官兼军需上士。

更重要的是，杜聿明在黄埔求学期间，就遇到黄埔军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因政治观点不同内斗的情况，但他那时醉心于学业，对政治问题并不感冒。

种种问题使得杜聿明晋升之路举步维艰。

1925年春，北伐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攻打淡水之战，杜聿明报名参加敢死队，竟然被拒之门外（也有说法称杜聿明参加了敢死队并立功），战后又生了一身烂疮，被迫回广州治病。

杜聿明病痊后，主动向学校申请任务，经廖仲恺推荐，到北方去，协助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办革命军校。

一个黄埔系出身的将领，却被赶到西北军中任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是另外一种放弃。

1925年3月，杜聿明与三位同学一同北上，在探望了孙中山后，转赴开封，在胡景翼的领导下协助苏联顾问创办军校，不久后又被安排到国民二军高贵滋部任补充营副营长兼第一连连长。

一直到1926年7月，广州的革命军北伐，杜聿明这才南下，在邓演达、张治中安排下，出任了学生兵团任第一营第三连中校连长。

可这个时候的杜聿明已经不赶趟了。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关麟征因率第四师独立旅作战立功，升任25师师长（独立旅扩编），杜聿明升任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后任副师长，仍然比老同学低半级。

关麟征后来参加长城抗战（1933年3月），在古北口身中数弹重伤，杜聿明曾短暂的任代师长，继续指挥部队作战。

应该指出的是，在军中混迹多年的杜聿明，这是也学聪明了，他可能意识到自己赶不上的情况，于是在军中发展他的人脉，杜聿明有两个方面的人脉。

一、黄埔同学关系。

杜聿明在长城抗战后，调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期间经同乡以及同学马志超的关系，加入了复兴社。

二、徐庭瑶。

杜聿明在南京进修完后，本应返回25师，但关麟征为人很强势，杜聿明与他相处不快，因此托徐庭瑶的关系，把他保荐进入新成立的南京陆军交辎学校担任学员队队长，负责培训指挥机械化部队作战的军官。

徐庭瑶的保荐很关键，因为杜聿明后来基本上就成了国民党军中机械化部队开创者。

赫赫闻名第五军系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聊杜聿明的军事能力，与其交过手的粟裕将军有过一番精准的评价：

“杜聿明只适合打胜仗，失败之后就会心浮气躁；只能在装备和后勤占据优势的情况下打仗，否则就失去了一名指挥官的基本素质。”

就从个人能力上来讲，杜聿明在诸多国民党军中算是比较突出的，蒋介石用人也不尽全是庸才。

杜聿明带兵很有一套，能得徐庭瑶赏识也是源于这一点，他任团长时就能把一支松松垮垮的部队带的很规范，作战时也很勇敢，敢于率部单刀突入，所以杜聿明是一名很合格的中下级军官。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杜聿明没有指挥大规模兵团作战的经验，在25师虽然有任过代师长的经历，但因为关麟征很不好合作，杜聿明其实没有太大成长空间。

抗战时期，杜聿明获得提拔，就是在机械化部队中，所以他很适合机械化部队的打法。

当然，不能否认杜聿明确实英勇善战，但纵观杜聿明整个抗战时期，凡与日军交手，基本上都是战车、火炮开道，那时候全国军队，都未有能如杜聿明一般大仗富裕的部队。

某种程度上讲，杜聿明的作战理念的确是比较先进，但在那时国内情况下，过去超前的作战理念，反而是不太适合。

机械化部队作战很依赖装备，而武器弹药的补充就显得格外重要，那时全国铁路线尚未有几条，仅靠公路线运输，是远远不够补充机械化部队作战。

也就是说，国内环境下，对杜聿明的发挥很有限。

杜聿明第五军系统出身的将领，基本上也都是这个问题，比如邱清泉。

邱清泉为人孤傲，哪怕是比杜更高一级的长官，邱也不放在眼里，却始终服从杜聿明的指挥，也是因为两人作战理念想和。

可事实就是，杜聿明指挥第五军虽然能与日军战个旗鼓相当，但却不能够持久的作战。

1939年第五军打昆仑关之战，确实是一场很大的胜利，可此战后第五军就陷入了较长时间的低迷，一直在贵州、安顺地区休整。直至1942年，第五军才参加了远征军入缅作战，结果因为英军配合不力，第五军在作战中又损失惨重，撤回国后又陷入长期休整。

不过，杜聿明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杜聿明是1947年7月8日离开东北的，除了因为本身疾病困扰外，更多的是源于战事的不顺。

在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后，我军在东北基本上稳定了形势，于是在1947年初，杜聿明被迫放弃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转而采取“内线作战，行持久之战略守势”的方针。

1947年夏，为了打通南满、北满的联系，我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历时50余天激战，我军不仅顺利实现了打通南满、北满的联系，还扩大了解放区。

如果没有后来的四平之战，我军的夏季攻势几乎可以说是完胜。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损失进一步扩大。

杜聿明在初入东北半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军的损失就不小，根据杜自己统计的结果：

“国军出关作战，一年来共负伤官兵16889（其中15204人）已伤愈归队，633人残疾），阵亡官兵15672人，总共3万1千余人。”

当然，毕竟是大仗嘛，哪有不死人的。

可这部分国民党军的损失后来并没有得到补充。

至后来“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各军损失进一步扩大。

在国民党军诸多部队中，廖耀湘的新六军被使用的最频繁，所以战损很大，特别是抗战时期的老兵的损失，直接使得新六军伤筋动骨。

1947年8月，魏德迈专门到东北去了一趟，并重点参观了以美军装备出来的新六军的情况，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廖耀湘很坦然的承认，新六军自到东北参加了不少战役，但损失也很重，打光了没有得到补充，装备损耗了也没有备补，特别是老兵伤亡巨大，加上病退的，一个百余人的连队，由印缅回国的老兵老班长平均仅剩十余人之多。

魏德迈还感慨了一句：

“美国为国民党军装备了这样一支军队，想不到他们连维持的能力也没有。”

更为关键的是，杜聿明在国民党军内部，难免受其积习影响。

1947年2月21，北满我军第二次渡江南下，直接就迫近了长春，当时国民党军进攻北满的前沿德惠差一点就被我军拿下。

当时，守德惠的新一军50师几乎是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才把德惠守住，但国民党军那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反而去大吹大擂什么“德惠大捷”。

蒋介石一兴奋，直接命令国防部指示孙立人、陈明仁率领新一军、71军火速追上去，兵峰直指哈尔滨。

孙立人、陈明仁自己在前线，尚看不清楚端倪，唯有杜聿明看出来，所谓的“德惠大捷”根本就是报给老蒋看的，什么所谓的“歼敌十万云云”，纯粹就是扯谎。

杜聿明紧急电令孙立人、陈明仁，不要再往前追。

孙立人不听，还跟杜聿明说：

“五日之内可下哈尔滨。”

慌得杜聿明直接飞奔到德惠，明确告知两人，我军不是大败溃退，而是有序的撤退，而且根据侦察的情报，我军已经准备第三次渡过松花江了。

除了谎报战果外，杜聿明对非嫡系部队使用上也颇多防备。

比如曾泽生的60军，从到了东北以后，从军到师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下辖各师就被拆分使用，配属新一军、新六军作战时，又常被当做垫脚石，打仗损失了得不到补充。

60军糟糕的处境是他们后来积极参加起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杜聿明和孙立人也不对付，两人矛盾重重，后来孙被调离东北后，再也没回一线，新一军一下子就成了个没妈的孩子，后来陈诚到东北后，一番操作直接拆散了新一军，本意是打着以老带新的步调，但糟糕的是，新一军调走了骨干新编38师，留下了陈诚发展来的50师，一下子就让这支部队伤筋动骨，后来虚无的堙灭在辽西战役中。

1947年3月，我军三下江南作战期间，杜聿明从热河抽调来了13军参战，该军原本是首批进入东北的军队，但是后来被杜聿明派到了热河方向。

当时，时任13军军长地石觉很不高兴，认为杜聿明是在有意偏袒嫡系争功。

石觉很看不上杜聿明的指挥，后来他评价：

“东北作战指挥官原先据说是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关麟征出任，后由杜聿明将军担任，这二人与我都来自同一个师，我对其非常了解。杜从未参加过长期剿匪，八年抗战除参与昆仑关及援缅之役外，其余时间均在昆明，缺乏实战经验，军事素养不够，就统兵才干来说，杜担任军长师长还能称职，作为大军指挥官，则显然不是材料。作战指挥僵化死板错误百出，统御方面私信自用，调到东北的七个军，只有两个军与他处得还不错。”

纵观整个东北战局，虽然国民党军失败是在1948年，但伏笔早在进入东北时就已经埋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