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蒋介石有鉴于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从各方调集重兵，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有多重视呢？不仅仅是他本人亲自到南昌任西“剿共”总司令，此次作战所调集的主力是以他麾下的嫡系陈诚的“土木系”为主，其余各路大军都配合。
对比前几次围剿，蒋介石任用杂牌军为主，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也代表了蒋介石决心，就是通过此一战，彻底解决中央苏区。
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中央红军正受“左”倾错误影响，毛主席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更糟糕的是，面对敌众我寡的境地，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却提出，趁敌人主力尚未集合之际，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正面的国民党军。
1933年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七万大军在朱老总、周恩来指挥下，出击南丰地区，结果头一口就咬崩了门牙。
当时南丰城是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前沿，有五个团的兵力防守，红军虽然集中了很大力量进攻南丰，却未能得手，还牺牲了一个红三军团第三师师长彭鳌。
陈诚听闻我军主力汇集南丰城下的消息后，立即调集十八军主力，连夜猛扑南丰，意图与我军决战于南丰城下。
那时的情形，可以说用岌岌可危来形容。
一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最终仍然是以我军取胜而结束，而且是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
根据史料记载，黄陂、草台岗伏击战，我军全歼敌军三个师，52师、59师以及11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1师，该师是陈诚“土木系”发家的部队（另外两个师也是陈诚收编改造来的）。
第四次“围剿”，是蒋介石自发动对中央苏区围剿以来败的最惨的一次，后来他更是深感懊悔：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对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准备是比较充分的，虽然不如第五次“围剿”布置更细，但在此战中，蒋介石加强了部队的政治教育，还专门派出了政工人员到一线部队。
过去我们聊过不少有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并且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尽管那时毛主席已经失去了红军指挥权，可朱老总、周恩来在指挥红军时，却仍然采用了毛主席战略方针，是此战成功的标志。
这个说法不仅仅是我们这样认为，绝大多数红军将领也都这么认为。
可有趣的是，近来接触到一些史料，却推翻了这个结论。
开国中将张震在回忆第四次反“围剿”时曾写了一篇文章《不朽业绩永载史册》，里面有这么一段：
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统一指挥的。这个仗同我们以前的战役不一样，一、二、三次反“围剿”都是诱敌深入，在苏区的中心打的。这次有个特点，是在苏区的前沿打的，没有诱敌深入，（而是）采用大规模的运动战，分进合击。”
这个说法很新鲜，也一下子吸引了我的注意。
在党史中，记载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总会提到，此战是我军历史上首次采取大兵团作战。
不少从此战中成长起来的红军将领，后来都学到了此战的精髓，在抗战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将大兵团作战运用的炉火纯青，所以不夸张的说他们应该是朱老总的“弟子”。
从前四次反“围剿”作战的经过不难看出，张震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属于临时变招，因为红军并没有执行诱敌深入，而是计划趁敌准备尚未完成的情况下，率先出击敌前沿，在作战失利的情况下，才考虑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以红11军佯装主力，主力伺机伏击敌军。
不过，此战中陈诚虽然中了我军诱敌深入的计，但其实并没有深入苏区中心腹地，就因为过于轻敌的原因，导致其嫡系所在的第一纵队与其他各路配合的纵队过于突出的情况，被我军抓住了战机。
与过往几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军诱敌深入后再运动中歼敌不同，此战中红军是集中了主力于中途伏击。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的确是振奋了红军的士气。
可无疑也彻底堵死了毛主席复出的可能性。
二尽管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我军取得了胜利，就连毛主席也盛赞此战，但他对于中央苏区的情况却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当时，我军面对敌众我寡的态势并没有改变，蒋介石能轻松集结起四十万大军，下一次进攻苏区就能集结起五十万大军，甚至可能更多力量围剿。
相反的是，中央苏区面临困难的情况却在加剧。
一个最客观的事实就是，从蒋介石发动对井冈山围剿开始，就已经对中央苏区实行政治、经济封锁。
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曾提到过：
“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红区白区)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每次军事行动前夕，都会加剧对苏区的政治、经济封锁，而且是一次比一次要严厉许多。
至于中央苏区重点省份江西，自然是格外的关照。
以食盐为例，当时江西食盐紧缺，不要说吃，就连战士们受伤都无法用盐水消毒，老百姓家里无盐，只好用香干、萝卜水、醋坛水、辣椒干代替食盐煮菜，因摄盐量严重不足，老百姓患有浮肿等各种疾病，战士们也为了节省食盐，也舍不得吃，造成体质下降。
当时，往往身处一线的部队，能够通过作战缴获一点点盐，都要有限送到苏区腹地，毛主席那时也常常因为没盐发愁，他把盐省下来，让战士们消毒用。
尽管战士们的意志都很坚决，苏区老百姓也对红军作战很支持，但如此做法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可以预见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封锁会越来越严，发动围剿的兵力越来越多，而红军虽然能够通过灵活的作战方式取胜，但敌众我寡的态势无法扭转。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
为了毕其功于一役，蒋介石采纳时任国民党南昌行营秘书杨永泰的建议，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此次围剿定义为是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核心是逼迫红军进行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
也因为当时中央苏区受“左”倾错误影响，与优势的敌人硬拼消耗，最终遭致失败。
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取胜以后，毛主席就开始思考调整战略战术，即放弃原来“诱敌深入”的战略，主力出击外线。
三所谓“出击外线”，其实过去们聊得多了。
抗战时期，罗荣桓的“翻边战术”，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等都应该属于此例。
出击外线虽然是远离根据地作战，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减缓根据地的压力，将压力抛给敌人，让敌人手忙脚乱。
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期间，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忙于应付之下，对中央苏区进攻的力度减缓。
面对这种有利的形势，毛主席曾提出建议：
“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 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
应该说在当时情形下，这是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最好的办法，却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否决了。
毛主席后来甚为惋惜。
事实上不难看出，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中央苏区的处境已经变得很艰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集中兵力直捣敌人后方，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才是上上策。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共产国际虽然不了解国内形势，也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策略。
也是在1933年11月，共产国际总军事顾问、李德的顶头上司施特恩（化名弗雷德），曾提出过一个有名的计划，即“湖南计划”。
当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已经处于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施特恩考虑中央苏区红军基本力量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突破，以打击北面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侧翼和后方，从而在根本上改变江西的形势。
弗雷德虽然不了解中国情况，但却很清楚的判断了，我军反围剿作战之所以失利，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错误的政治路线的结果，而这个结果体现在军事战略战术失误上。
弗雷德的建议递交共产国际后，绝大部分人都不认同，甚至于在当时也不被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所接受，所以这个方案实际上未执行。
如果能更早的执行出击外线的政策，远比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后，仓促从根据地撤离要好得多。
不过，在那个时候，包括中共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乃至于共产国际都认为，即便是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大规模的“围剿”，中央红军也应有一战之力。
“先打一打，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如果我们打也不打就离开，对苏区支持我们的老百姓，该怎么去交代。
另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出击外线，到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作战，会不会困难很大。
也因为决策者的犹豫不决，事实上中央红军仓促撤离中央苏区，不仅使得根据地遭到了破坏更加严重，也给红军带去了很多困难。
事实上，如果决策者能够早点下定决心，又或者说早点采纳毛主席的意见，红军在出击外线一事上，就会赢得很多准备的时间，不仅仅是湘江之战的悲剧可以避免，也许中央苏区也能够得到保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