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大决战》、《建国大业》，电视剧《大决战》都用了很大篇幅的笔墨来讲述傅作义起义前的心态变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决战》，《大决战》三部曲，如果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主要讲的是军事上的事儿，那么平津战役则主要是着墨于双方之间的博弈。
这其中还有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人物——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也因为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过程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也把她称为“和平女神”
不过很奇怪的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傅冬菊就好像是销声匿迹了一样，似乎没有人知道她的情况，以至于还流传出来不少胡侃的故事，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证实这些说法都是谣传。
一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大女儿。
很少有人知道，傅作义有两个妻子，请注意，这里不是两任妻子，而是两个妻子。
傅作义的结发妻子是张金强，1912年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两人成婚，婚后十年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即长女傅冬菊（1924年12月30日出生），此后陆续又育有一女（次女）傅西菊、儿子傅瑞元。
傅作义的第二个妻子是刘芸生，两人成婚是在1927年涿州战役后，当时傅作义并未离婚，傅作义与刘芸生婚后育有二子四女，分别是长子傅恒、次子傅立和女儿傅克庄、傅克诚、傅克谨、傅克莉。
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的两位妻子都很高寿，都活过了百岁，可见好人还是有福报。
傅冬菊是傅作义子女中最大的一个，不少文章弄不清楚逻辑，甚至张冠李戴，把傅冬菊说成是刘芸生的孩子，这里简短的做一个勘误。
不过回到傅作义与傅冬菊父女身上，父女两人的关系一开始谈不上有多好。
傅作义与张金强婚后十多年，才有了一个女儿，可见他们奉父母之命成婚，其实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夫妻情分，而且傅作义后来参军，夫妻两人基本上是聚少离多。
傅冬菊出生时，傅作义还只是晋绥军一个营长，同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傅作义率部担任警卫任务，深得晋军前线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因而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
至此，傅作义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快发展的阶段，对家里的照顾就更少了。
傅冬菊小时候并不常见到父亲，特别是父亲又新娶了妻子后，对这个父亲的感情就更淡漠了许多，她总是觉得父亲不该这样不负责任，抛下他们母女。
不过话又说回来，傅作义对傅冬菊这个女儿却很喜爱，也有意让女儿接受最好的教育。
傅冬菊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很讨父母亲喜爱，傅作义亲自为女儿取名“冬菊”，是希望女儿能像冬天的菊花一样，虽然不好看，但很耐寒。
从某种程度来说，傅冬菊确实如父亲对她的期许一般，性格勇敢坚强。
抗战爆发后，傅作义率部坚守绥远，而傅冬菊则是和母亲于1941年迁居重庆，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傅作义本身两袖清风，傅冬菊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日子过得也很是清苦，不过生性要强的傅冬菊从来不给父亲写信要生活费，而是撰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报刊上，赚取一些微薄的稿费补贴家用。
也就是在重庆生活期间，傅冬菊也由此接触到了一些左翼人士，除了更加坚定抗日救亡思想外，还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傅冬菊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号角社”吸收
一次，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接见这些学生，当他知道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女儿时，还鼓励她：
“你父亲是抗日英雄，有你这么个爱国进步的女儿，十分光荣。希望你们不失时机，学好学业，父亲抗日救国，将来国家建设就靠你们了。”
1942年，傅冬菊考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攻读英文专业，当时昆明的政治生态在龙云的领导下很宽松，允许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活动，傅冬菊也由此接触到了许多中共党员，思想日趋进步，并且她还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也就是在“号角社”期间，傅冬菊结识了未来的丈夫、华侨周毅之。
二周总理那时显然不知道，傅冬菊其实有很多年都没见过父亲的面了。
傅作义人虽然在前线，但要说他不记挂自己的儿女那是不可能的，傅冬菊考上了西南联大消息早就传到他耳中，要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等几所高校联合创建，其权威性毋庸置疑，傅作义很为女儿高兴。
也许是人老多情，傅作义想弥补与女儿的关系。
一次傅作义到重庆开会，特意派人把女儿从昆明接来，父女两人小住了几天。
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傅冬菊也没有回到父亲身边，而是被派到了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事实上一直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冬菊都没在父亲身边。
随着年龄的增长，傅冬菊对父亲怨憎的情绪少了不少，但随之而来的痛苦也来到，这个父亲正在华北与我军开战。
作为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傅冬菊在天津时，常有阔少追求，傅冬菊本人又很讨厌这种感觉，于是她申请从记者转为编辑，一方面能避免骚扰，而另外一方面，则方便她以化名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一些别人不敢发表的进步文章。
时间一长，就连傅作义也不能不过问。
对女儿在天津的情况，傅作义是很关注的，他看了不少《大公报》的文章，觉得女儿可能受到中共的影响，就计划把女儿叫回来。
考虑到女儿发展，傅作义有意让女儿出国读书，他还专门为此托胡适办了一张去美国的护照，不过却被傅冬菊干脆利索的拒绝了，傅冬菊后来回忆起这件事，还很有感触地说：
“留在国内，我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
傅作义当然不可能违逆女儿的意思，此事只好作罢。
1947年11月15日，傅冬菊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那时起，傅冬菊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张家口看望父亲，她注意到，父亲的思想有所动摇，她曾亲眼见到，父亲把毛主席的文章《论联合政府》翻来覆去的读，并在上面标注，显然是在审时度势。
不过，傅冬菊后来回到父亲身边，那是1948年11月份的事儿。
早在1948年年初，中共中央就开始筹划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但要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关键还是在傅作义身上，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为蒋卖命的情绪并不强烈，在我党看来，傅作义是有很大争取的空间的。
这么一来，傅冬菊的作用将无人能替代。
傅冬菊接到这一命令时，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于是她搬回北平，住进了父亲所在的中南海寓所。
三不少文章中称，傅冬菊曾负责传递国民党军在华北方面的军事情报，更离谱的是，还有个故事说傅冬菊以几块巧克力，骗同父异母的弟弟去偷父亲的保险柜钥匙，以便于她获取军事机密。
事实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傅冬菊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负责把傅作义的思想变化，情绪起伏传递给地下党组织，从来也没有负责过刺探军事机密的情报。而且当时傅作义身边，有的是我党潜伏的地下党员，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就是我党党员，军事情报完全不需要通过傅冬菊来传递。
至于傅冬菊以几块巧克力骗弟弟偷钥匙的说法，也纯属无稽之谈。
傅冬菊的异母弟弟有两个，其中傅恒在1948年时已经19岁，似乎不会因为几块巧克力就去偷钥匙，而年幼的小弟傅立出生于1946年，那时才两岁多，就算是想去偷钥匙也没法干。
据聂荣臻晚年回忆：
“他们（指北平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战役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了一清二楚。他们甚至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地下党员傅冬同志（即傅冬菊）了解掌握傅作义将军的各方面动态，劝她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
因此傅冬菊主要的任务就只有两个：
一、把父亲的思想动态传达给地下党组织；
二、劝说父亲不要跟着蒋介石走。
傅作义纵横江湖多年，虽然他不知道女儿已经是中共党员，但从女儿平素思想动态来看，不难猜出女儿和中共党组织有联系，只是没点破。
傅冬菊后来也承认这一点：
“我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不知道。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我是共产党员，但他始终没有当面问过我此事。”
为了北平和平解放，傅冬菊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
当然，傅冬菊本身并没有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事实上我党赋予傅冬菊的工作，从来也不是有关地下党的工作。
傅冬菊为人很低调，事实上为了避免麻烦，傅冬菊在建国后改名为“傅冬”，就是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她和她的丈夫周毅之都很低调，一生兢兢业业，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周毅之作为越南华侨，曾在陈赓大将赴越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担任翻译，傅冬菊当然也很渴望到一线去工作。
1951年，陈赓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原定计划是带着周毅之一起去担任翻译，傅冬菊听说这件事后，也向上级申请要入朝参战。
陈赓很高兴，本来还打算同意，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副部长帅孟奇听说后，亲自出面劝说陈赓：
“这件事应该再考虑一下。”
安子文、帅孟奇主要考虑到傅冬菊的身份不一般，那时朝鲜战场环境很不安全，我军又没有制空权，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不好交代。
陈赓立刻意识到不妥，于是傅冬菊和周毅之后来没能到朝鲜战场，而是留在国内。
作为国家功臣，傅冬菊晚年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并不是像某些文章说的那样。
2007年7月2日，傅冬菊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