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电影《建国大业》，里面有个小细节。
党中央酝酿开新政协的地点，一开始本来是定在哈尔滨，可考虑到东北气候天寒地冻，出席会议的张澜、李济深大多数都是年逾五旬的老者，身体经不住冻，因此毛主席当机立断拍板：
“就把会议延期至明年，地点就改在北平。”
电影中，毛主席话里的明年指的就是1949年。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东野势必要提前入关解决华北战事。
东野野司一开始接到中央电报时，一度有顾虑，罗荣桓也说“22日动身期限太紧”，不过后来东野还是决定听从中央指示，才有了东野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入关。
事实上，东野大军入关，绝不单单只是纸面上的数据，百万大军入关，就是每人每天吃一口饭，消耗的粮食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况且当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部队有所伤亡，吸收了不少解放战士，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消磨。
据时任东野第一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回忆，中央军委原本已经同意东野休整一个月，时间从11月初一直到12月15日，以便于部队进行总结、表彰、补充新兵、调配干部等等，可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军委的急电一日急似一日，从一开始的商调到后来的严令，中央军委的措辞那是相当严厉。
“要么，你们现在就动身南下，断敌南撤通道，要么，你们就按照原计划休整一个月，放蒋傅集团南撤，到时候你们入关后无仗可打。”
一东野大军入关前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过去我们虽然聊了很多，但似乎从来没提过东野入关究竟存在什么困难？
事实上，东野之所以有顾虑，不单单是因为大军南下物资准备、干部战士调配等等困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先遣兵团入关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东野随即进入休整，也就是休整这段日子，根据中央指示，东野各纵队按照军委命令改为军建制，东野改称第四野战军，下辖38至49军，其中长春起义来的国民党军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
不过，在休整的各部队中，却并没有看到四纵、十一纵的身影。
四纵、十一纵在辽沈战役期间打了塔山阻击战，掩护东野主力攻打锦州，事后并没有参加辽西战役，而是就地转入休整，到辽沈战役结束时，四纵、十一纵差不多已经休整了半个多月。
就在辽西战役期间，华北发生了件大事，迫使中央下令调东野四纵、十一纵组成先遣兵团，提前入关。
1948年10月10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询问：
“太原情况危急，有什么办法挽救？”
傅作义提了个计划，就是抽调华北“剿总”部分主力，趁着我华北部队北上之际（当时华北二兵团、三兵团都在配合辽沈战役），出兵突袭我中共中央所在地石家庄。
傅作义这个计划并不是无的放矢，实际上他在9月9日就曾建议这么干过，只是被蒋介石否决。
10月23日，蒋介石飞抵北平，召集傅作义、卫立煌、杜聿明等将领开会，会上傅作义再次提到这个计划，蒋介石同意，并亲自督战，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部队，并制定行动代号为“穿心战术”，对外称部队为“援晋兵团”。
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傅作义这一招无疑很高明。
当时，华北战场全力配合西北战场，主力都不在，而党中央所在的石家庄地区更是兵力空虚。
不过，傅作义这一招后来被毛主席给破了。
毛主席采取的是“空城计”的战法，即亲自给新华社拟了三篇电讯，三篇电讯意思差不多，等于说告诉傅作义，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偷袭计划，并已经做好了准备。
傅作义心里一慌，整个偷袭计划大打折扣。
二不过，在唱这出空城计的同时，华北地区的各个部队也被迅速调动起来，驰援石家庄，除了华北军区三纵、七纵外，中央还紧急致电东野，要求东野派出先遣兵团入关。
1948年11月1日，辽沈战役尚未结束之际，东野根据中央指示，要求东野第二兵团指挥部指挥四纵、十一纵（加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紧急入关。
值得一提的是，四纵、十一纵在塔山阻击战后，并未参加辽西战役，而是留在高桥一线负责监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当然，敌东进兵团在锦州已经解放的情况下没有动，四纵、十一纵反而成为距离关内最近的部队。
该兵团从锦州以南地区开拔，经冷口、喜峰口入关，驰援华北。
有许多人其实搞不清楚，东野先遣兵团出发的时间，认为是在辽沈战役以后入的关，网上不少文章或者资料也是语焉不详，主要是因为先遣兵团与主力入关的时间太近，加上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又几乎是衔接的，以至于产生时间、地域上的认知偏差。
程子华率领东野先遣兵团入关时，毛主席的“空城计”已经唱的很成功，所以这支力量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作用。后来部队留在蓟县、玉田地区待命。
到平津战役发起之前，东野先遣兵团主要进行了20多天的短期休整。
1948年11月23日，东野先遣兵团在驻地马伸桥召开第四届士兵代表大会，从军事、政治两个方面对部队进行深入动员。
一、彻底歼灭蒋、傅军，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提高战术素养，巩固团结部队；
三、执行政策，遵守纪律。
战前深入动员，本来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可东野先遣兵团入关，因为留下整顿部队时间很短，以至于入关途中就出了些问题。
1948年11月9日上午，东野先遣兵团从冷口入关后，程子华看着各纵队汇报上来的情况时，也不由得吃了一惊：
“四纵五天内就逃亡了500多人，十一纵逃亡了600多人。”
程子华后来将这一情况汇总上报，也惊动了东野总部。
三据时任四纵政委（41军政委）莫文骅回忆：
“部队从阵地上撤下来即仓促出发，来不及思想动员，加上补充新战士和解放战士5000余人，因此思想比较混乱。有些东北籍战士存在家乡和地域观念，发生逃跑现象。”
从军事角度来讲，大战结束后，各部队都应该休整一段时间，除了必要的休息，部队的补充，新补充战士也要进行思想教育。
可先遣兵团出发台匆忙，只能路上进行这一系列工作，可短时间内难以推广至全军。
莫文骅后来回忆，四纵是在行军的途中，就开始确定，政治工作要加紧的指导方针，11月5日，四纵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的名义下发给全军《东北全部解放后，部队向华北进军作战纵队首长告全纵指战员书》，并要求干部迅速推广，并下达至班、排基层。
应该说这个举措起到了突出效果，部队战士情绪高涨，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部队从冷口入关后，第一站驻扎在建昌营，当地百姓箪食壶浆欢迎人民军队到来。
莫文骅回忆：
“老区人民热烈迎送部队，组织秧歌队，点燃花灯和火把，道路两旁群众高举灯笼，为部队照路。路旁摆着茶水、花生、红枣、柿子、熟鸡蛋，小孩和老大娘忙着端水，还往战士口袋里塞吃的。地方干部带领年轻力壮的男女群众，冒着风雪，为东北大军进关修筑公路。群众送粮送草，让房子，腾热炕，对子弟兵象亲人一样。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援，鼓舞我们进关“打响第一炮”，完成上级赋予的艰巨任务。”
东野先遣兵团十万大军入关，就遇到如此问题，更不要提后续东野百万大军入关。
事实上，就在先遣兵团入关几天后，中央便致电东野，要求东野主力提前入关。
1948年11月16日，中央致电东野：
“我们考虑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塘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
毛主席那时考虑到，随着辽沈战役结束，在华北的傅作义有南逃的可能，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毛主席不得不下令东野提前入关，迅速解决华北战事（并同时下令，暂停即将举行的太原战役，淮海战役第三阶段陈官庄战役）。
东野总部第二天给中央发去一封长长的电文，就部队图签入关遇到的难题做了简单汇报，基本上核心思想就一条：
“部队思想动员工作需要一定时间。”
中央一开始也的确考虑到了这一因素，毕竟先遣兵团例子就摆在那里，毛主席后来花了两天时间，才终于想通其中关节。
1948年11月18日，毛主席再次致电东野，此次电文一改之前商榷的口吻，而是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下令：
“命令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立即率主力入关。”
东总接到命令后，也意识到，这是毛主席这时的意思，已经不是商量不商量的问题，而是执不执行的问题。
11月9日晚21时30分，东总回电中央军委：
“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
电影《建国大业》中对此的反应，可以说是十分准确了。
本来11月19日是东野召开政治工作会议的日子，全军上下都在为此忙碌，但接到中央命令后，原定的政治工作会议变成了全军动员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严肃宣布：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立刻入关！一二天后部队就开动，去拿下天津北平，必须紧急地动员起来，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有一个月的休整，全国形势急转直下，现在敌人已经更加混乱，所以我们要赶快进关去。”
各纵队各师首长一度感到非常惊讶，但罗荣桓并没有给大伙太多时间思考，就让各位纵队以及师首长回去准备，并下达严令：
“要求各纵队各师快动员、快准备、快出发。”
因为部队分的太散，22日出发的时间太紧张，东总为此不得不向中央请示，推迟到23日再出发。
这一次，毛主席体谅了东总的难处，破例批准同意，但同时规定：
“至少也应以四个纵队率先出动，夜行晓宿，秘密入关！”
事实上到11月23日，东野并不是按照毛主席说的那样至少出动四个纵队，而是直接全军出动，十个纵队八十万大军外加十五万民工近百万人浩浩荡荡入关。
整个行军途中，罗荣桓亲自主抓部队政治工作，要求全体干部克服享乐思想、克服不想前进的思想。并在沿途散发传单，在全军开展思想教育：
“胜利已经快来到了，我们最多有一年时间即可求得全国的解放，全国胜利后，铁路都修通了，回家是件很容易的事。到那时是光荣的凯旋，如果现在逃跑回家，那就是耻辱。”
在罗荣桓以及各级指战员努力下努力下，东野百万大军浩浩荡荡入关，沿途都没有出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