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标志着华北战事彻底落下帷幕，不过与此同时，远在绥远的董其武却如坐针毡。

不少人都感到疑惑，傅作义率部在北平起义，为何单单扔下绥远的部众？要知道傅作义绥远经营了很多年，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董其武更是他的亲信部将。

事实上，傅作义不是不想列入绥远，而是不能列入绥远。

绥远虽然曾是傅作义引以为傲的老巢，但形势比较复杂，绥远驻军中还有不少蒋军嫡系势力以及特务不受控制，不少傅系将领也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不愿意起义。

比较典型的如孙兰峰、刘万春一开始都是抗拒起义的。

孙兰峰率领的率领的第九兵团残部是从张家口撤离到绥远的，是绥远驻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如果想要顺遂起义，孙兰峰就是一个关键因素。

好在傅作义到绥远后，亲自出面劝说，这才让孙兰峰放下戒心，时值新政协召开之际，孙兰峰还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

至于刘万春、鄂友三等人则是在起义后，还受到特务拉拢，阴谋发动叛乱，刘万春经董其武求情，后被判处有期徒刑，鄂友三则被按照枪决处理。

事实上，绥远起义之前，傅作义、邓宝珊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亲自接见劝说了不少将领，从而促成了绥远和平起义。

不过即便如此，绥远起义后，仍然处在一个不安定的情形之下。

1950年5月，原驻西公旗西滩的绥远起义部队卢万惠团400多骑兵叛乱，天亮后这伙叛匪攻入安北县，杀害了县长以及公安局局长，抢夺枪支马匹后，向西逃窜。

这伙叛匪一路西逃，沿途还杀害了不少百姓，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绥远军区。

值得一提的是，绥远军区是1949年5月，绥蒙军区与第八军合并成立的，姚喆任军区司令。

绥远起义后，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同时成立新的绥远军区，考虑到军事机关合并比较复杂，起义人员思想也不同，因此中央考虑后决定，任命傅作义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同时兼任军区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姚喆为副司令员。

卢万惠团叛乱后，绥远军区首长们立刻派出了平叛部队，但这伙叛匪仰仗熟悉地理环境，加上又是骑兵机动灵活，我大军几次出动，都扑了个空。

当时，军区副司令员姚喆思考再三，决定调原起义官兵出动。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起义将领，原傅部骑兵第五旅旅长，37军骑兵旅旅长安恩达。

事实上，安恩达起义前，作为傅作义部将领，没少同我军交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同集宁战役，安恩达率骑兵在大青山与我晋绥军区骑兵旅激战40多天，双方伤亡都特别大。

即便是安恩达后来起义，我军不少指战员心里都很膈应。

事实上，安恩达起义前也有顾虑。

安恩达是个纯粹的军人，不通政治但他懂得看形势，知道国民党当局日暮穷途，所以他心里也很忧虑。

绥远起义前，傅作义曾在绥远接见旅以上高级将领，安恩达也在其中，面对老长官的劝说，安恩达知晓其中利害关系。

事后，傅作义又亲自接见安恩达，并告诉他国民党腐败无能，败局已定，只有共产党才是人心所向。

安恩达逐渐意识到了，只有和平起义才是出路。

回到骑兵旅后，安恩达全体官兵谈自己的想法，全旅官兵一致认为起义才是出路，于是纷纷在起义通电上签字。

姚喆之所以点名安恩达率部平叛，不仅仅是因为他熟悉环境，而是因为安恩达过去就多次参与平叛，在绥远军区一直就有“平叛专家”的美誉。

安恩达起义后，跟随起义的干部又参加了绥远军区的学习班，并亲眼看到了过去曾与他们打生打死的解放军军官，同他们言笑晏晏，心里愈发认定起义这条路的正确。

可就在安恩达学习结束回到部队后，却发生了件恶劣的事。

1950年2月，原傅部111师副师长庞茂卿裹挟着一个团叛变离开了驻地，安恩达得知这件事后，心情很不好过，那时刚刚参加完军区学习，部队就发生了这件事，确实不好交代。

“我们该怎么办？”

安恩达不安的问军长张世珍。

张世珍却目光炯炯的望着他说道：

“根据军区高政委（高克林）的指示，由你指挥骑兵旅两个团，在拂晓前把他们包围，步兵随后岀发支援你们。”

安恩达也想不到解放军能够如此信任他，立即答应下来，并打电话给部队，调9团、10团出动，军长张世珍亲自派车把安恩达送回部队。

当时，骑兵旅不少起义的团、营干部围上来，向安恩达打听情况，安恩达传达了我党政策，表示过去的事一概不究，众人惊叹，当即表示愿意听从共产党人指挥。

安恩达率领9团、10团出动后，路上遭遇叛军重机枪连阻击，安恩达立即下令，让9团下马，侧翼迂回，战斗还不到一个小时，就把叛军重机枪连给缴械。

众人上马继续追击，就在这时前面突然传来枪声。

没过多久，叛军派人来联络

安恩达这才知道，被庞茂卿裹挟离开驻地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不知情的，后面战斗一开始，前面的人立马察觉不对劲儿，他们本来就是被庞茂卿骗出驻地，这下再也瞒不住，双方动了手。庞茂卿最终死在乱枪之下。

不过，安恩达也没有全信，特别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而是派人去调查，得知情况确实如此后，下令让队伍开会驻地，等候军区处理。

此次庞茂卿叛逃，安恩达展现出了出色的素质，赢得了军区首长的一致赞扬，后来安恩达又参与了几次平叛，几乎每次出动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因此荣膺“平叛专家”的称号。

1950年10月1日，安恩达受邀到北京出席国庆节天安门观礼，活动结束后，中央领导人接见观礼代表。

贺老总跟安恩达握了握手，后来得知他原来是傅作义部骑兵旅旅长，还笑着调侃：

“你就是我的老对手吗，当年在大青山和集宁，打得好凶哇。”

安恩达惭愧的说：

“我走了三十多年弯路，对人民犯下了不少罪行。”

“那时我们各为其主嘛。”贺老总摆了摆手说：

“你打仗确实有一套，今后要好好为人民军队工作。”

安恩达郑重其事的点点头。

卢万惠团叛乱，军区也是点名安恩达出山解决。

不过这次其实有点小意外。

军区首长点名安恩达带着骑兵第一师第三团出动，然而第三团自团长以下，许多人都想不通，因为安恩达是起义将领，他们是根红苗正的解放军队伍。

追溯前世今生，解放军骑兵第一师就是原来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骑兵旅，再往前就是晋绥军区骑兵旅。这支部队当年就和安恩达率领的骑兵旅在大青山一带交手，双方血战十数次，彼此伤亡都不小。

不少战士们一听是安恩达指挥他们，都有不小的情绪，甚至有的还说怪话：

“那个姓安的犯下那么多血债，他还了吗？”

安恩达带着自己骑兵旅直属400多名骑兵率先出发了，三团还在闹情绪，师政委李佐玉听说消息后，立刻飞奔至三团做思想工作。

当着全体战士们的面，李佐玉掀开上衣，腹部一条三寸长的伤疤：

“我肚子上那道三寸长的伤疤，就是被国民党兵砍的，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话的，人家安旅长深明大义，毅然起义，过去的账就要一笔勾销。现在安旅长是人民军队的高级干部，作为革命军人就要服从命令，服从剿匪平叛这个大局。”

李佐玉亲自做工作，使得骑一师干部战士想通了。

之后安恩达率领三团，杀的卢万惠团大败，躲进了深山老林，鉴于强攻可能会造成伤亡，安恩达决定劝降。

迫于我军强势，卢万惠最终选择投降。

不过，卢万惠的确是狡猾多端，安恩达以恩义劝说他投诚，但卢万惠却小心思不断，他自恃手中掌握着部队，时时刻刻想着“东山再起”。

在后来的两个多月里，卢万惠并没有安守本分，而是与当地地主、土匪、特务勾结，抹黑绥远起义，反对我党的领导。

军区下定决心要拔出这颗毒瘤。

当时，卢万惠团常常有三分之一不在驻地，时常各处流窜，不是在串联，就是在打家劫舍，想要彻底解决很困难。

思考再三，军区仍然决定请安恩达再出山。

当着军区首长的面，安恩达提了三点意见：

一、卢万惠团零散在四处，解决困难，必须缓10来天再办，最好在7月19日左右行动，以便一网打尽；

二、卢万惠是个官迷，为了稳住卢万惠，由军部下个编制表，将该团编为军直骑兵团，以便把他的人马都调回来，再以清点武器为名，将其全部缴械；

三、卢万惠团的陈永胜连被谷耀武副旅长带去剿匪，应由军部给谷耀武副旅长发电报，让他就地解除陈永胜连的武装。

安恩达三招一出，卢万惠果然上当，一听自己部队被升格为军直部队，顿时喜笑颜开，答应在7月19日把全团调集起来，由军区清点武器装备。

等到把卢万惠团全部收缴武器装备后，安恩达才宣布军区命令：

“你们团连以上的官员集中到军司令部军训队学习，排长以下官兵集中旅司令部集训队训练，计划时间3个月，3个月后官复原职，枪马归还。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改邪归正。”

卢万惠自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遵照行事。

7月20日，卢万惠连同该团副团长、参谋长以及三名连长被安恩达悄悄带离部队，并连夜押送到军部，根据调查，以上六人均是罪行累累、血债满身，经审判予以枪决。

卢万惠团排以下军官战士经过学习教育后，被打散分派到了不同的部队。

就这样，在安恩达指挥下，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叛军。

安恩达后来跟随36军参加剿匪平叛，还到过抗美援朝战场执行修建机场和后方警戒任务。后来随部队一起转业，先后出任建工部华北总公司经理第二工程局副局长、八局八公司经理、内蒙古第二建筑公司副经理等职。

为国家建设，安恩达始终殚精竭虑，赢得了包头市人民的敬仰，后来被多次选为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代表，从1959年起，安恩达连任了包头市第三、四、五届政协副主席。

1986年6月24日，安恩达在包头去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