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大千在临终前决定——将94%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四姨太徐雯波。鲜有人知的是，留下的吴姓儿子在国内却生活窘迫，饱受贫困的折磨。22岁那年，绝望中的他选择了卧轨，留下了无尽的叹息与疑问：财富和亲情，究竟哪个才是人生真正的归属？ （主要信源：原文登载于各界导报2020年4月13日关于“文史|张大千之女张心庆的坎坷人生路”的报道） 一个电工，一个画家，一个被时代碾压的悲剧，一段跨越年龄的爱情。 张心健和张大千，父子，却活在两个世界，一个灰暗，一个绚烂。 这不只是一对人的故事，也反映了一个时代，既残酷又荒诞。 在1970年的严冬中，寒风刺骨，绝望的气息仿佛穿透了张心健瘦弱的躯壳。他卧于冷冽铁轨上，寒意仿佛穿透了他的血肉之躯。 年仅二十的他，生命如同熄灭的烟蒂，失去了所有的光明。 他的一生，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轰然冲向毁灭的深渊。谁能联想到，这位陷入绝境的青年，竟是名画家张大千的血脉之子？ 张心健的幼年，是父亲身影的空缺与寂寞。 1949年，张大千携四夫人徐雯波及女儿张心沛远赴印度大吉岭，留下年仅四岁的张心健在本土。一别两地，成了永诀。 起初，张心健被徐雯波亲属交予裱画师抚养，然而贫寒的手艺难以维系，最终回到张家，由大夫人曾正蓉抚养。曾正蓉一己之力艰难扶养张大千其他子女，生活极为窘迫。为供女张心庆学业，她操劳于缝纫机旁，勉力支撑家计。 但终因经济所困，张心庆亦中断学业，任教学校，与母共携幼小的张心健度日。 在张心健的童年，父爱是朦胧的剪影，遥远的名号。他无从感受慈父之爱，却因“名人之父”的标签，饱尝冷眼与排斥。 校内，他成同学们议论的焦点，冷漠与讥讽包围着他。他成了群体之外的异类，孤寂无声。 那曾令他自豪的父名，化为心灵的锁链，束缚着他的精神世界。1963年，张大千短暂驻足香港，除张心健外，其余子女皆得一见，而他仅与父通电话。 在电话那端，父亲的声音显得生疏而遥远，他无言以对，只能静听。 姐姐们归来，为他捎来母亲手织毛衫。这件毛衫承载了父母的唯一联系，也是他童年中少有的温情。 “文革”时期，因为张大千的身份，张家被抄家，所有的书画都被没收。 在一个充满冷漠与压迫的世界里，张心健挣扎着求生。姐姐们的尖刻批评与学校里的排斥使他感到孤立无援。沉重的生活压力似乎随时要把他压垮。 1969年，他成为了一名默默无闻的电工，虽然工资微薄，生活艰苦，但他心中仍怀有一丝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这时，一位姓邓的姑娘走进了他的生命，她的出现如同黑暗中的一缕阳光，为他黯淡的岁月洒上了希望的光辉。 但是，这短暂的幸福被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他的上司对邓姑娘起了觊觎之心，利用权力对张心健进行无耻的折磨，最终，他的爱人被夺走，他的世界也随之崩溃。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终至选择了长轨作为生命的终结点，永远闭上了疲惫的双眼。 与此同时，他的父亲张大千，正处于艺术生涯的最高峰，周游各国，举办画展，名誉与财富如潮水般涌来。他沉迷于艺术的殿堂，听任着人们的赞美和掌声。 对于在国内苦苦挣扎的儿子，他却一无所知。直到11年后，张大千从赴美的妻子徐雯波那里得知儿子的死讯，这则晚到的噩耗像一把尖刀割裂了他的心脏。 不久，张大千旧病复发，与世长辞。 在遗嘱中，他将大部分财产留给了徐雯波，甚至已经去世多年的张心健也得到了一份遗产。但这份迟到的关怀，对早已离世的张心健来说，又有何意义可言？ 张心健的悲剧与张大千和徐雯波的爱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徐雯波，原本是张大千女儿的朋友，因画艺相投而成为挚友。年龄差距32岁的两人，因张大千对徐雯波的爱慕而走到一起。 六年之后，18岁的徐雯波嫁给了50岁的张大千，成为他的终生伴侣。 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恩爱，张大千常携徐雯波同游四方，她也成为他晚年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 为了陪伴张大千，徐雯波将自己的孩子托付他人，与丈夫共度余生。他们的爱情虽不被世人所理解，却在岁月的磨砺中显得愈加坚固，共度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张心健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也是命运的捉弄。 他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特殊的时代，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坎坷和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