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老知青家园
纪录片《刘少奇》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王光美：庐山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
摘自《王光美访谈录》
1959年4月，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作为刘少奇患难与共、恩爱相知的妻子，王光美亲眼目睹了在那光荣的时刻刘少奇所体现出的为国为民的高度的责任感；不久又感受了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既要维护党的团结、又希望纠正“左”的错误的复杂心态。以下是她在《王光美访谈录》一书中口述的相关内容，有删节。
朱德提议少奇任国家主席
早在党的八大召开前，毛主席就提出他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到适当时候不当党的主席。所以八大通过的党章里面有一个条款，说：“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毛主席后来说过，以后他就当那个名誉主席。对毛主席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干部群众中有顾虑，可毛主席始终坚持。这样，在1958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就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主席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中央酝酿二届人大人事安排时，朱德同志提议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具体负责二届人大人事安排工作的是中央书记处。当时小平同志是党的总书记，朱德同志给小平同志和书记处写了封信。信中说：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少奇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推辞，提议让别的同志担任。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还是决定提议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1959年4月，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一致通过以少奇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向二届人大提议的国家主席候选人。
少奇同志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既然党作出了决定，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毛主席也专门就此讲了话。1959年4月15日，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是10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的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是比较起来讲，不是讲朱德同志不适合，比较起来少奇同志更适合一点。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这样，少奇同志就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
当选那天没有一点笑容
选举的当天，少奇同志开完会回家。那时我们家住在中南海西楼甲楼，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来同他握手，表示祝贺。但少奇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像平常一样向大家举举手，就到他的办公室去了。
我没向他祝贺，我理解他的心情。他平时说：“人民信任你，你就绝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开始发生困难，国际上反华逆流日益嚣张。他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在这样的时刻就任国家主席，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又怎么能开怀地笑呢？
这年国庆节，《人民日报》等报纸第一次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少奇同志两个人的标准像。少奇同志不同意登他的照片，说：“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所以登毛主席的照片就可以了。”有关部门提出这里有个对外的问题。毛主席当时就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
有人提议毛主席的照片大一些，少奇同志的照片小一些。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从此，每年国庆节刊登毛主席、少奇同志的标准像，就成了惯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庐山会议前半段气氛轻松
关于庐山会议，我记得，少奇同志和我是1959年6月27日乘火车从北京去武汉的，再转赴庐山。铁道部派了一部专列，乘这趟专列的除了少奇，还有朱德、彭德怀同志。邓小平同志因为摔了一跤伤了腿，在家休养没有上庐山。
从北京到武昌的路上，逢大站专列停车，我们常看到站上堆放着一堆堆碎铁。夜间，有时看到铁路两旁火光冲天，原来是在大炼钢铁。人们把大树锯成段，烧成焦炭，然后用它炼铁。有时候少奇和我下车散步。
彭老总有时也下来散步。我们在一个车站看见堆着一大堆废铁，仔细一看，好多是铁锅砸碎后的铁片，是为大炼钢铁用的。彭总看了很生气，对这种做法很有意见。到了武汉，少奇和我住在武昌，离毛主席住的地方很近。
毛主席也是28日到武昌的。在这之前他刚去湖南视察了一圈。到武汉的第二天，6月29日，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一艘停在长江里的船上碰头开会，开完会愿游泳的在长江游泳。主席嘱咐让我也一起去。我会游泳是1954年在北戴河向毛主席学的，所以主席有时游泳会邀请我。
在船上开完会，主席就下水游泳了。少奇因为犯肩周炎，不能游。我下去游了。毛主席鼓励我：“下来，让水冲一段，就不害怕了。”游了一会就上岸了。在换衣服时，我因为不熟悉当地部队安排的这个地方，不小心绊了一下，把脚扭了。
6月30日晚上，有关部门安排毛主席、少奇同志乘同一条船去九江。这条船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包舱，主席住了大的，少奇和我住在小的那间。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开始。会议的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分组讨论是按6个大区。少奇是到中南小组。开始阶段的气氛很轻松。白天开会，晚上经常有舞会或演出。多数同志都是第一次来庐山，所以大家纷纷利用开会的间隙，游览观光。
少奇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到庐山养病。三十多年过去了，好多地方他不认识了，所以他也想到处看看。一天少奇提出要到庐山顶上看看长江、鄱阳湖，我们就陪他上去了。我们上去的路上，碰见毛主席正从上面下来。
主席远远看见我拄个拐棍，就喊了一声，好像是问我腿怎么啦？我说没什么。后来又在另一些场合几次碰见主席，主席情绪很好。他还说这次是开一个“神仙会”。庐山会议前半段的情况确实是不错的，不光气氛轻松，而且大家都在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
彭总的信激怒毛泽东
到了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些话在当时看来是讲得比较尖锐的。7月16日，毛主席把彭总的信加了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印发。大家这才知道彭总给主席写了封信。
彭总的信发到少奇这里时，先是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同志他们看到了。他们都说彭老总的信写得好，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称赞彭总敢于提意见。会议开始转入讨论彭总的信。在讨论会上，少奇同志没有对彭总的信直接发表意见。他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
少奇开完会回来，我就感到气氛不对了。秘书吴振英同志是跟少奇同志一起去开会的。他一回来就紧张地说：“毛主席发火啦！主席在会上对彭老总的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议论了半天，竟然一点也没看出来。”
散会时，胡乔木同志跟少奇同志一起到了我们的住处。乔木同志当时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会上负责起草文件。当时文件已经写出了初稿，叫《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基本内容是纠正一些“左”的东西。乔木对我说，他也是昨晚吃了安眠药，早晨被叫起来开会，到现在还晕头转向。
这样，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的小餐厅里，少奇、乔木，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中饭。吃饭的中间，我听他俩议论文件的事。乔木说，现在情况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原来的那个文件还行不行？要不要继续搞下去？少奇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
彭德怀
后来会议上就开始批判彭老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小集团。因为黄克诚同志（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同志（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周小舟同志（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支持彭总的意见，所以他们也在被批判之列，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成员。
张闻天等同志曾来找少奇同志，说：这些情况我们上山后都给毛主席谈过，毛主席还称赞我们谈得好，现在怎么又批我们呢？少奇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你们好好听一听大家的意见吧！”
少奇同志一直惦记着原来的那个文件。他又找乔木，说，他提议，把反右倾的文件只发到省一级，不要向下传达，同时搞一个继续纠正“左”的错误的文件，发到县以下单位。少奇要乔木向毛主席转达他的提议。但会上批判彭总的火药味已经越来越浓了，乔木没敢向毛主席转达少奇的提议。
后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经验时说到：“如果当时上面反右，下面仍反“左”，情况要好多了。”毛主席听说这事后批评胡乔木同志：“党的副主席叫你写完，你就该写嘛，不写是不对的。”
毛主席邀我去游泳
大概是7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我赶紧找出游泳衣。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少奇看我一眼，说：“噢，还穿丝袜！”
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关切地问我：“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
我告诉他：“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毛主席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
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我不知道。”
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徐业夫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
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她立即撂下我们走了。
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
大家说：“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主席哈哈一笑。
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庐山会议转向的一些原因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
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
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
这期间多次开批判彭老总的会，紧张极了，会上的发言说什么的都有。这时有些人的发言，对“大跃进”全面肯定，连缺点也不提了。柯庆施等把办不办农村公共食堂也说成是“路线斗争”。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王光美：文革“哄然而起”及毛泽东、刘少奇
摘自《王光美访谈录》
1958年3月，刘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王光美：1965年11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河北保定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突然接到少奇同志的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电话，说：“少奇同志发高烧，周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我一听，脑袋顿时“嗡”了一下。我在乡下，最担心、最牵挂的就是少奇的身体。他已是近70的高龄老人，体质不好，工作紧张，又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我总感到可能要出事，现在连总理都惊动了，可见不是小毛病。接到这个电话，我真是归心似箭。
我回来的第二天，总理亲自打来电话，问了情况，最后交待我说：“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
为使少奇静心养病，尽快恢复，我们安排他转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没几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开会 。外出一劳累，就又犯了。上海会议散会后，我们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几天，少奇同志的身体开始恢复。1966年元旦后的一天，天上下着雪，少奇要我把孩子们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来，他要同大家聊一聊。这天，少奇同志显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谈心。
他说：“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只要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我们是能够把中国建设得真正富强起来的。”他有点动情地讲了他关心、思考的一些想法。
最后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为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可以瞑目了。”
刘少奇与周恩来
刘源：记得那天父亲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
父亲说的这些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没有说将来去大学教政治或哲学，而是说教林业、历史。这有点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约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爱琴从外地回家，父亲又把我们几个孩子叫来谈了一次话。
父亲先谈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读、干部参加劳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方面的内容。最后他说：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
我们第一次听父亲说这样的话。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并且用了“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通栏大标题，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突然发表这些东西，事先和事后都没有告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这几篇东西在报纸上一登，中央正常领导工作被打乱，各级党委开始受到冲击。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6月3日，少奇同志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市和有关方面的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从6月3日起，中央常委汇报会几乎天天召开，由少奇同志主持。
这时向北京大学和人民日报社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是报毛主席批准的。确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报毛主席同意的。在这之后，各单位的党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况。
少奇同志对派工作组一事非常慎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讨论，最后决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陆续向北京的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
少奇同志几次向毛主席汇报运动发展情况，并请主席回北京领导运动，均无回音。几天后运动发展更加炽烈，有的学校发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来、小平同志经过商量，决定飞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当面恳请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运动。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乱打乱斗的事件。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鼓动赶走工作组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和了解运动情况。6月19日晚我去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同志当时就说让我当清华工作组的顾问。
6月21日，我正式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去学校了解运动情况。此后，根据中央精神，各学校的工作组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社会秩序和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
7月18日晚，毛主席结束南方巡视，从武汉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后立即赶到丰泽园，想向主席汇报，门口不让进，说主席需要休息。可是丰泽园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估计是陈伯达等人在里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怀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汇报会。会上，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同意多数同志的意见，并向到会同志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当晚，毛主席在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汇报。主席这时没有提出撤销工作组的问题。
大约在7月24日，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批评少奇、小平同志怕字当头，压制群众。主席还说，清华大学工作组把一个喊出“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学生当成反革命，是错误的。第二天，主席在一个小会上明确表示，工作组干了坏事，要全部撤出来。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全会期间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个小会，发了脾气，严厉批评少奇、小平同志。
主席说：“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还说：“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当主席责问为什么怕群众时，少奇插话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主席还批评少奇在北京专政，少奇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少奇还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意见，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虽然还在常委名单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显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
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单。当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规定这次选举结果不传达、不公开。8月18日的公开，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讨论。
八届十一中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从此少奇、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起，只说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没有任何程序、手续，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职务，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会后，红卫兵运动迅速掀起。我们家的几个孩子也参加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有几次红卫兵组织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还兴致勃勃地讲，以为是参加了“革命行动”。
有一天吃完饭，少奇把孩子们叫过来，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宪法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不能让它毁于一旦。”他还说：“《宪法》是我主持通过的，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
不堪回首的岁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检讨。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书面检讨上批示：“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
但中央文革在下发少奇同志检讨的时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并发动群众批判。我记得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在会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谈一谈。当少奇同志从主席房间里出来时，发现江青、陈伯达在偷听。
这期间毛主席曾对少奇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我党历史上犯路线错误的人不少，改起来很难，希望少奇同志做一个犯了路线错误又能够改正过来的榜样。
少奇同志一开始是诚心诚意按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的。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
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作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同志来我们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主席客客气气，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近况。少奇当面向主席提出两点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担，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我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对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谈话结束后，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门口，叮嘱少奇“保重身体，好好学习”。
这期间，少奇同志对我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还说：“主席的伟大，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他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更重要的是有些设想暂时办不到时，不坚持己见。”
少奇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诚的，尽管形势这么险恶，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谊。我更是盼望着主席早点为我们说句话。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报上，污蔑朱老总和陈云、小平等同志，语言不堪入目。回家后我讲给少奇同志听，并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着拿起安眠药瓶向少奇示意。他摇了摇头说：“不能自己作结论。主席说过，罗长子要不是自杀，问题还不至于那么严重。”直到这时，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华大学做检查。少奇和我预感到这是一个严重信号。4月9日中午吃饭的时候，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回来说，外面空气紧张，到处传言清华大学组织了30万人大会，明天批斗王光美。
少奇听了十分气愤，大声说：“错误我自己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我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应该我去向群众做检查。”
少奇说：“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当反革命。我过去不是反革命，现在不当反革命，永远不当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预感到情况严重，作好了最坏的打算，郑重地对我和三个孩子做了遗嘱。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少奇平静亲切地望着孩子们，肯定地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少奇从来没有对孩子们说过这样严肃沉重的话，因为孩子们还小啊！4月10日清晨，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扣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做人质，到中南海揪我。周恩来为保护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书与我同去，晚7时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后，我对少奇同志讲了批斗会的情况。当少奇同志听说那么多老同志同时陪斗，忧心忡忡，心里很不好受，晚饭一点也没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们急急慌慌跑来告诉我们，听说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开批斗少奇和我的大会。我预感到这次批斗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离死别。
离批斗会的时刻愈来愈近了。我们默默地做准备。少奇为我取出衣服用品，帮助我整理。自从我和少奇结婚以来，他整天忙于工作，生活上历来都是我照顾他。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为我收拾东西，帮我做生活上的事。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我们静静地坐着，等待来人带我们走。
少奇平时不爱说笑，这回他说了一句：“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在这样严峻的关头，他仍是坦然和乐观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会儿，造反派进来了，大声命令我先跟他们走。我连忙站起来，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来和我紧紧握手。我们四目相对，充满关切。这时少奇轻轻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走后不一会儿，少奇也被拉走了。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毛主席、周总理不在北京之机，直接策划的。具体组织实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斗的同时，专案组抄了我们家。批斗会结束后，我被带到后院，少奇被带到前院。从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却见不到面。当天分别时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就成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