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选择前去台湾的战俘，由南韩仁川港搭乘美国海军军舰抵达基隆港。 1954年初，韩国仁川港码头上，一场特殊的＂离境＂正在进行。美国海军＂绿岛号＂运输舰停泊在港口，舰体庞大而威严，舰上的美军水兵们忙碌地准备着这趟特殊的航程。甲板上的军官不时通过扬声器呼叫着名字，而岸边则排列着一队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战俘，他们将踏上这艘军舰，前往台湾。 抗美援朝战争持续了三年零一个月，中美双方在朝鲜半岛进行了数千次大小战役。战争的残酷性导致双方都有大量军人被俘。根据战后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074人成为了战俘，而中方也俘虏了数万名敌军，其中包括945名英军和4，000余名美军。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最高长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分别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场惨烈的战争终于结束。接下来便是战俘处理问题。 根据《朝鲜停战协定》中的＂战俘遣送协议＂，双方同意对战俘进行解释工作，而战俘本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归处。表面上看，这是一项人道主义措施，尊重战俘的个人意愿。然而在冷战的政治背景下，战俘问题早已超出了单纯的人道主义范畴，成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战场。 令人意外的是，到1953年底，在21，074名中国战俘中，只有约6，000人选择回到中国大陆，近14，000人选择了台湾作为他们的去向，还有约700人前往了瑞士、巴西、阿根廷等第三方中立国。 首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构成来看，这是一个关键因素。三年解放战争后，解放军总人数超过550万，但其中近300万人是通过反正、被俘及起义等方式加入的原国民党军人。特别是西北野战军，原国民党士兵比例高达70%以上，基层班长几乎全部来自原国民党，不少排长副排长甚至连长也由原国民党官兵担任。而这些部队中的许多人参与了朝鲜战场。 其次，台湾当局在战俘营中采取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他们派出了大量特务进入战俘营，这些人往往是战俘们的同乡、亲戚甚至曾经的上司。台湾方面还组织慰问团，安排戏曲演出和电影放映，通过文化活动拉近与战俘的距离。在美军配合下，他们分批次与志愿军官兵＂谈心＂，播放精心包装的宣传片，并许诺丰厚的物质回报。 在战俘营中，还形成了特殊的＂生存联盟＂和各种非正式组织。战俘们根据籍贯、曾经的军队归属等因素自然形成了不同的小团体。这些团体内部相互依靠，共同面对战俘生活的艰难，也在重大决策上相互影响。当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选择去台湾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往往会跟随，形成了一种从众心理。 1954年2月，美国海军＂绿岛号＂运输舰缓缓驶入台湾基隆港。甲板上站满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战俘，他们凝望着眼前陌生的土地。码头上，台湾当局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彩旗飘扬，横幅高悬，音乐声此起彼伏，摄影机和闪光灯不停闪烁。 基隆港码头挤满了被组织来参加欢迎活动的民众和学生，他们手持小旗，喊着口号。台湾当局的高级官员也亲临现场，发表着热情洋溢的讲话，将这些战俘称为＂反共义士＂，褒扬他们的＂归来＂是对＂自由＂的选择。 欢迎仪式的热闹与喜庆很快就被现实所取代。登陆后，这些战俘立即被送往各个接收站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政治测试。他们被要求详细交代自己的背景、经历以及在大陆和战俘营中的一切活动。 更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当局为战俘们准备了一系列＂效忠仪式＂。他们被要求写血书、签署效忠宣言，甚至有些人被安排在身上刺血字，然后被组织到台湾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展览，成为宣传的工具。 经过层层筛选，约5，000名老弱病残的战俘被踢出军队系统，没有得到任何安置，只能自生自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因为缺乏社会关系和谋生技能，生活十分艰难，晚景凄凉。而剩下的约9，000人则被打散编入台湾各个部队，特别是那些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岛驻军。 被分配到远离城市的海岛部队的战俘们，面临着严格的管控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不仅要适应新的军队环境，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同袍的怀疑与监视。 另一部分战俘则被选中参与政治性的巡回展览活动。他们被要求公开讲述在大陆和志愿军中的＂悲惨经历＂，以及选择＂自由中国＂的＂幸运＂。 在台湾的日子里，许多战俘试图与大陆的亲人保持某种联系。尽管两岸之间的通信几乎被完全切断，但一些人通过香港、澳门等中转地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组织发出了只言片语的信息，表达对家人的思念之情。然而，这种尝试常常因政治敏感性而被阻断，给予回应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