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英临行前最想见的亲属是谁？不是她的丈夫、不是她的情夫，竟然是她第一次作案，亲手卖出的儿子！ 2024年12月19日，二审现场气氛凝重。面对杨妞花的控诉，余华英表现得异常冷漠，仿佛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毫不在意。曾经被判拐卖17名儿童的她，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甚至还试图狡辩，冷冷地甩出一句话：“开水浇头，你怎么还有头发？”她的态度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愤怒至极，充分体现了她心中丝毫没有悔意。 自1993年至1996年，余华英在贵州、重庆等地流窜作案，快速展开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拐卖行为。在这段时间里，她以种种伪善的借口将一个个无辜的孩子从他们的家庭中拐走。她通常以带孩子买零食、游玩等为由，哄骗年幼的孩子，让他们脱离家长的视线，继而迅速将他们贩卖至其他地区。根据统计，她的受害儿童多达11名，最小的只有1岁，最大的也不过6岁。每一次孩子的失踪，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心碎和悲剧。 余华英的犯罪手段极其卑劣。她巧妙地利用自己农村妇女的身份，伪装成和蔼可亲的“阿姨”，通过介绍工作或带孩子旅游等借口接近目标家庭，从而取得家长的信任。她特别选择外出务工的家庭和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作案目标，正是利用家长对孩子疏于看管的漏洞，伺机作案。更为残忍的是，在拐骗过程中，余华英还甚至给儿童喂食安眠药，使得他们失去反抗能力，从而完成绑架和贩卖。 然而，余华英并非孤立作案。在她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拐卖儿童犯罪网络。她与“上线”和“下线”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余华英负责物色目标，接近并拐骗儿童；而她的同伙则负责联系买家和运输儿童，共同从中牟取暴利。这个团伙的运作极其隐蔽，且互相配合默契，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2025年2月的最后一天，在执行死刑前的几个小时里，人贩子余华英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她说想见一个人，这个人既不是她的丈夫王加文，也不是她的情夫龚显良，而是她最早贩卖的那个孩子——她的亲生儿子。 这个请求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作为一个拐卖了17名儿童的人贩子，她临终前想见的竟然是自己最早抛弃的孩子。这个请求道出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往事。 余华英出生在云南大理的一个小县城。年轻时就和王加文结了婚，但这对夫妻都不务正业，靠偷盗过活。没过多久，王加文因盗窃罪被判入狱。丈夫入狱期间，余华英认识了在面馆工作的龚显良。两人很快同居，不久后生下了一个男婴。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多数人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没有工作也没有存款的余华英，将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儿子卖到了河北邯郸，得到了5000元。这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收入。这次＂交易＂的成功，让余华英看到了一条来钱快的路子。 有了第一笔收入后，余华英并没有把钱用在正道上。她买了金项链，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过起了奢靡的生活。这种花钱如流水的生活方式，让她很快又陷入了经济困境。于是，她开始琢磨着继续通过贩卖儿童来获取金钱。 从1993年开始，余华英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犯罪手法。她常常装扮成和蔼可亲的邻居阿姨，用各种借口将孩子骗离家门。而她的情夫龚显良则负责联系下家，将这些孩子转卖到河北邯郸等地区。 余华英所拐卖的11名儿童的父母经历了无尽的痛苦与寻找。在这些父母无望地寻找自己的孩子多年后，有些人因失望过度而郁郁而终，家庭也因无法承受失去孩子的打击而破裂。时光流逝，三十年过去，受害者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或许已为人父母。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失散亲人得以通过DNA比对技术找回，但其中也有一些受害者选择了不与亲人相认，这种情感的裂痕与人贩子的罪行带来的创伤，显然是不可逆转的。 2023年4月27日，人贩子张维平和周容平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人被执行死刑，所有人期待已久的恶行终于得到终结，他们再也无法伤害任何一个孩子。这一天，申军良等了十几年。18年前，周荣平等人策划并实施了强行抢走他1岁儿子的行为。妻子在眼皮底下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之后因为对儿子的失去无法释怀，整日以泪洗面，甚至罹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最终精神分裂，无法自理。申军良为了寻找儿子，不惜一切代价。 曾有一次，申军良站在黄河边，心情极度低落，想要放弃一切。当时是“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接到了他的电话，在电话中，他告诉张宝艳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张宝艳没有放弃，他的劝解挽救了申军良那一刻，才使得他重新站起来。 更令人心碎的是，一些孩子被拐卖后被迫成为职业乞讨团伙的一部分，他们的手脚被人为扭断，强迫乞讨并用他们的苦难换取钱财。新闻中有这样一则令人痛心的故事：一名被拐三年的孩子在街头偶然认出了自己的亲生母亲，但母亲却拒绝认领她。 这名母亲在得知孩子的身份后，内心充满痛楚，她随后报警并协助警方最终捉拿了人贩子。人贩子的罪行不仅仅是对个体的伤害，它对整个社会、对每一个家庭的影响是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