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朱安偷偷摸进鲁迅的房间，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对着鲁迅的耳朵央求道：＂大先生，和我生个孩子吧。＂鲁迅反应过来，立马把朱安推开，骂道：＂你给我滚出去，＂朱安被吓的转头就跑。 1878年，朱安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她的家族世代经商，在当地也有一定的名望和地位。 从小，朱安就接受着最为传统的教育方式，她的父母要求她必须学会针线活计、煮饭烧菜等传统女工。家中长辈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不允许她去私塾读书。 在朱安四岁时，按照当时的风俗，她开始了痛苦的缠足生活。家中请来了专门的媒婆，用特制的布条，一层层地缠绕她稚嫩的双脚。 这种缠足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十年，朱安的双脚被硬生生地折断又愈合，最终形成了当时社会推崇的＂三寸金莲＂。 与此同时，1881年出生的周树人却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的家庭虽然经济情况不太好，但仍然重视教育。 1898年，年仅十七岁的周树人进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西方的新思想和新知识。 1902年，周树人远赴日本留学，这次留学经历让他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痛恨封建礼教，渴望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年轻人，因为一场包办婚姻被捆绑在了一起。双方家长看重的是两家的门当户对，却忽视了两个年轻人之间巨大的思想鸿沟。 1901年，当得知要与朱安成婚的消息后，周树人提出了两个要求：让朱安放足，送她去学堂读书。 然而，守旧的朱家对这两个要求都予以了坚决的拒绝。朱家认为，女子放足是有伤风化的事情，而去学堂读书更是不守妇道。 周树人以学业为由，一再推迟成婚的日期。 在这段婚约期间，周树人只在1903年和1904年回过两次绍兴。每次回乡，他都表现出对这门亲事的抗拒。 1909年，正值清朝末年，整个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这一年，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新思想、新文化正在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自由恋爱。他们不再满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 鲁迅此时已经从日本学成归国，在绍兴中学堂担任教师。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婚姻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而朱安却还停留在传统妇道观念中，认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她接受的传统教育中，女子的价值就在于相夫教子。 1909年的这一年，朱安已经31岁，早已过了适婚年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个女人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生育，会受到极大的非议。 朱安的娘家人和周家的亲戚都在催促她尽快生育。在他们看来，只有生下孩子，朱安的地位才能稳固。 但是自从结婚以来，鲁迅一直与朱安分房而居。两人之间除了必要的家务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对于鲁迅来说，这件事情彻底打碎了他对这段婚姻最后的期待。 对于朱安来说，1909年的这个夜晚成为了她婚姻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她更加封闭自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侍奉婆婆上面。 而鲁迅则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写作和社会活动中去。他开始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呼吁社会改革。
随后，朱安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传统妇道的世界里。她每天的生活就是料理家务、侍奉婆婆，偶尔参加一些传统的祭祀活动。 1918年，鲁迅离开绍兴，到北京工作。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的许广平。 许广平受过新式教育，能够理解并支持鲁迅的思想和事业。她与鲁迅有着共同的理想，两人经常探讨文学和社会问题。 1926年，鲁迅选择离开北京，与许广平一起南下。这个决定标志着他彻底与朱安分道扬镳。 但是鲁迅并没有与朱安正式离婚，而是继续履行着丈夫的经济责任。他每月都会按时给朱安寄去生活费，保证她的基本生活。 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她虽然一开始也是传统女性，但后来主动学习新知识，努力跟上丈夫的步伐。 朱安的一生展现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严重禁锢。她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她无法理解也不敢接受新思想，最终只能固守着传统妇道。 在当今社会，虽然包办婚姻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价值观的差异依然是影响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两个人的思想和追求如果相差太远，婚姻生活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