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发现巨额空军款项不见了，购买的飞机也踪影全无。他当即质问空军总司令钱大钧，但钱大钧却迟迟不语。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调查此事。 1939年，蒋介石对国民党高层内部的腐败感到愤怒，特别是针对当时航空委员会的财务问题。一天，他质问当时的航空委员参谋长钱大钧，巨额经费用途不明，飞机为何迟迟未见到实物。面对蒋介石的追问，钱大钧沉默不语，蒋介石的愤怒迅速升温，并决定进行彻底调查。 钱大钧，江苏苏州人，早年投身反清斗争，后在民国政坛逐步崭露头角，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支持者与得力助手，名列蒋的“八大金刚”之一。 他的军事与政治生涯横跨了多个重要职务，从警备司令到航空委员会主任，再到上海市市长，担任过的要职众多，均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骨干之一。 钱大钧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手腕在多个领域得到了认可。早年，他曾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成为中国队的十二期炮兵科学员。这段留学经历为他日后的军政生涯奠定了基础。 回国后，他迅速崭露头角，先后担任过上海警备司令、武汉军官分校教育长等职。1927年，钱大钧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定行营主任，之后更是在蒋的多次军事行动中担任重要角色，如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 1932年春，钱大钧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负责驻防武汉的军事行动。其所辖的八十八师与八十九师，是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核心力量，钱大钧成为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 在这段时间里，钱不仅参与了策划和执行针对苏区的“围剿”行动，还逐渐在国民党内部积累了巨大的权力与影响力。 不久后，钱大钧被调任为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职位骤然提升，掌握了指挥五个军的权力，甚至与何应钦并肩在北方地方大权中占有一席之地。 这一时期，钱大钧的生活逐渐奢华起来，他在北京和保定两地拥有豪华住宅，常常乘专车穿梭于两地之间，与其二夫人欧阳生丽共同享受富贵的生活。 然而，钱大钧的贪欲也在此时暴露无遗。他不仅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大量腐败行为，还以“馈送将领”为名，挥霍公款。在保定行营，他贪污了大量的特别费，仅这一项就达十余万元。 每当有将领到访，他总能收到不少馈赠，其中包括孙殿英送来的名贵貂皮，令其名声愈加狼藉。对此，保定行营的人员为其取了个讽刺性的绰号，将“钱大钧”改为“钩大钱”，暗示其如钩般贪婪。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时，钱大钧亲自参与了蒋介石的撤离行动，并在行动中受了重伤。蒋介石最终被张学良的部队软禁，虽然钱大钧竭力为蒋介石挡枪，但蒋介石事后始终认为，自己行程的泄露与钱大钧的关系复杂，怀疑他与张学良有某种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开始对钱大钧的行为产生越来越多的猜疑。尤其是在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后，国民政府对航空经费的管理问题愈发严重。 蒋介石调查发现，钱大钧的亲哥哥钱体声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且大量款项被转移至私人账户。蒋介石因此愤怒至极，决定严惩不贷，将钱体声逮捕并执行死刑，同时将钱大钧免职。 然而，钱大钧并未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他通过重金打点关系，借助宋美龄的支持，成功重返权力中心，出任上海警备总司令。 然而，他并未改变以往的行为模式，继续肆意搜刮上海的财富，甚至将一些财产视作私有财产，横行霸道。民众对他怨声载道，称其为“钩大钱”。这些不满最终传到了蒋介石耳中。为了维护国民党形象，蒋介石决定再次将钱大钧免职。 1949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钱大钧携妻欧阳生丽一同随蒋介石前往台湾。尽管身份依旧显赫，他在台湾的日子却愈加寂寞。 晚年，钱大钧曾担任一些虚职，如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但始终未能恢复昔日的权力与荣耀。幸有欧阳生丽伴其左右，细心照料，直到1982年钱大钧在台北去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