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厦门的清晨，海风裹着咸腥味吹过刑场。 26岁的梁慧贞挺着八个月的孕肚，把腕上的金表塞给刽子手：“朝这儿打。”她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 刽子手接过表，手指摩挲着冰凉的金属，目光扫过女人微微发颤的膝盖，突然别过头去——这个见惯生死的汉子，第一次在扣扳机前迟疑了。 这抹倔强的身影，原本该是琼州府里的千金小姐。 她爹是清朝的官，家里雕梁画栋，连丫鬟都穿着绸缎衣裳。 可梁慧贞打小就野，绣花针拿不稳，倒成天扒着院墙看街上的学生游行。 十六岁那年家里要给她说亲，她连夜翻墙逃了二十里地，气得老父亲胡子直抖：“送去广州读书！ 让她吃够苦头就老实了！” 谁曾想，新式学堂成了她觉醒的起点。 当别的姑娘还在背《女诫》，她已剪了齐耳短发，跟着男同学冲上街头发传单。 在琼台书院改办的师范学校里，她第一次读到《新青年》，眼睛亮得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女子真能顶半边天！” 革命路上遇见的初恋林熙春，差点让她成了巴黎街头的贵妇人。 那是1927年，上海滩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曾经的同志接连倒在血泊里。 林熙春攥着两张船票求她：“去法国吧！咱们带着女儿过安稳日子。”可梁慧贞摸着襁褓里的小脸，咬破嘴唇摇头：“总要有人留下点火种。” 直到遇见同样从封建家庭出逃的王海萍，两颗孤星终于有了共鸣。 他们在鼓浪屿的月光下交换家书，他念她写的“宁为玉碎不瓦全”，她笑他藏枪械时把裤腰带系成了死结。 怀孕五个月时，组织要调她去后方，她急得直跺脚：“揣着崽才好做掩护呢！上次查哨的兵看见我买酸梅干，还给我让座哩！” 叛徒出卖那天，特务冲进鼓浪屿的联络站。 辣椒水泼在渗血的鞭痕上时，她突然想起产检时医生说“孩子胎动很有力”。 当烙铁贴上皮肤，她哼起了哄女儿睡觉的琼剧调子。 赴刑场前夜，她蘸着血迹在囚衣上画了颗五角星，悄悄塞给隔壁牢房的小战士：“等解放了，替我看看天安门。” 枪声响起时，码头工人老陈正蹲在渔船上补网。 他后来说，那天海鸥叫得特别凄厉，浪头把岸边的血沫卷得老远。 而王海萍收到噩耗后，把自己关在船舱写了整夜文件，直到墨汁混着泪水把信纸浸透。 一年后，这位接替妻子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同样倒在了叛徒的枪口下。 二十六年的人生，八个月的身孕，一块金表换来的“枪口朝上”。 如今鼓浪屿虎巷8号的木楼梯仍在吱呀作响，仿佛在问每个来访者：如果生在那个年代，你会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赌上自己和骨肉的性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