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在西方鞠躬忏悔的人，到死都没对中国说声“对不起“ 1945年麦克阿瑟踏进东京那刻，裕仁就知道自己输了。这个身高一米八的美国将军，正用皮靴碾碎“天皇神格化“的谎言。当镜头定格在两人并肩而立的画面时，日本人突然发现：原来他们的“现世神“，不过是个矮小怯懦的普通人。 这个跌落神坛的“工具人“开始全球巡演。他在伦敦教堂闭目祈祷，在白宫草坪堆满笑容，唯独绕开中国版图。面对西方记者，他总能把腰弯成九十度，可当京都大学学生举着“还我父兄性命“的横幅时，他的回应只剩沉默。 最讽刺的是他的回忆录。这个曾亲手批准南京作战计划的老人，竟在书里把自己描绘成“反战小白花“。他说自己连玉音放送都要被大臣胁迫，却对档案里“攻占南京需谨慎处理“的亲笔批示绝口不提。 1975年访美归来的记者会上，有人问及战争责任。他支吾着说“应由历史评判“，却忘了历史早在他批准731部队活体实验时就写下判决书。当年那些被他称作“马路大“的中国平民，连在回忆录里当背景板的资格都没有。 晚年的裕仁活成行走的矛盾体：他一边在皇宫培育海藻标本，一边收到各地寄来的血书；他出席茶会时西装革履，转身就被查出挪用皇室经费收买证人。直到1989年咽气前，他还在日记里写：“我只是盖章的机器“。 如今东京国立档案馆里，那份裕仁亲签的《战况报告》第317号文件依然刺眼，上面清晰记录着南京沦陷次日的“战果统计“。有些鞠躬注定弯不下真正的脊梁，就像某些道歉永远跨不过东海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