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位伤残军人，变卖衣服凑钱做小本生意。一路上他们相互搀扶，将好不容易攒下的钱，买了400多斤熟肉和上千斤炒面，送给牢房里的200名同志。 此前，由陈振亚带队，领着6位伤残红军及家属、孩子共16人，组队去苏联疗伤。途经迪化（现乌鲁木齐）时，恰逢德军进攻苏联，他们只得滞留当地。 不久，领队陈振亚因伤势较重，不幸去世。腿部伤残的谢良，成为队伍负责人。 当时，盛世才在新疆主政。一方面向苏联靠拢，得到了苏联顾问团的帮助。另一方面，他积极响应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并且向根据地提出请求派员帮扶支援建设。 根据地派出毛泽民、邓发、陈潭秋等人，带领100多名知识分子到了当地。他们到了这里之后，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当地的财政、教育、文化、新闻等各项工作欣欣向荣，这让盛世才又喜又怕。 “皖南事变”后，盛世才直接赶走苏联顾问。 第二年，盛世才编造骇人听闻的“四一二惨案”，陷害了一大批党员。不久，盛世才又把谢良等5名伤残红军、200多名援疆人员以及他们的亲属，都关进了牢狱。 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几乎看不到一丝阳光。 在这里，谢良和几个残病号，伤口得不到及时治疗，不少同志全身溃烂化脓。肆虐的臭虫，疯狂地叮咬着他们，大家因此悲愤地在墙上写下“吸血鬼”三个字。 此外，同志们每顿饭，只能吃到两片干硬的高梁馒头，里边还掺杂着沙子。不少同志病饿交加，含恨而逝。 1945年春，敌人准备用5名新疆籍女同志当人质，逼着要她们的丈夫叛变。 谢良听到消息后，立刻组织难友团结起来，集体绝食抗议斗争！他们当面质问狱方，并提出明确要求，最终全体得以无罪释放。 敌人恼羞成怒，穷凶极恶地闯进监狱，拿着棍棒、鞭子、麻绳，想强行带走5位女同志。谢良跛着脚，带着难友们手挽手、肩并肩，举起拐杖，奋不顾身地同敌人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敌人让步。 盛世才害怕这些人死在监狱，对自己不利，就将谢良等5位伤残军人及其家属，加上两位狱中的同志，一共17人强行拉到迪化安残所。 到了这里，情况并没有变好，上百号男女挤在一间屋里。屋里弥漫着腐烂味、汗臭味，虱子、跳蚤乱蹦，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死去。 在谢良不断争取下，管理人员才终于同意将17人，按性别安置在毗连的两间平房里。 但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饭就是一碗水和两个窝窝头。时间长了，大家都被饿得皮包骨头，有的孩子因营养不良，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大家认为不能坐以待毙，经过商议，他们变卖衣物，凑本做小生意。 之后，谢良、谢江廷、罗云章、胡子明、罗祖元，5位伤残红军，凭着8只眼睛、5条腿，开始每天艰难地在迪化西大桥上，挪动着叫卖香烟。 失去双腿的罗云章背着一箱纸烟，由双目失明的谢江廷背着。他们俩一个指路，一个迈步。谢良等3人，手里各拄着一根拐棍在后面慢慢地跟着。 有时候一天下来，他们都卖不出去一根香烟，还经常被路人嘲笑、欺负，但这支5名伤残红军组成的队伍，把每天努力卖出香烟的工作，都当作是挽救战友的战斗。只要身上还有一点力气，他们就不会停下挪动的脚步。 大家被“每向前多走几步路，就能多卖几根香烟，就能多救一个战友”的信念鼓舞着，终于一点一点地攒到了钱。 他们将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买了400多斤熟肉和上千斤炒面，雇了两辆牛车，送给关押的将近200名同志。 他们还把从口粮中节省出的钱，买通狱头，请他们不要过分为难同志们。 狱中的同志写信致谢：“你们照顾好自己就很不容易，不要再送东西来了，这里再苦也能熬下去，最要紧的是加紧向家里联系……” 为了营救狱中的同志，他们开始想方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经过一番波折，终于联系上了接头人张玉贞。张玉贞叮嘱重庆会谈正在举行，要尽快提供狱中同志名单，为营救作准备。 当晚，谢良召集秘密会议，发动大家列名单。大家根据给监狱送慰问品的收条，再回忆和补充，汇报了狱中难友的情况和名单。几经周折，这封信送到了周恩来手中。 最终，被关押在迪化监狱长达4年之久的129人全部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谢良、谢江廷、罗云章、胡子明、罗祖元相聚北京，合影留念。照相馆的同志，特意在底片上写下了“五颗红心”4个字。 狱中人员名单和求助信，至今还被保存在中央组织部档案中。 谢良等5位伤残军人，在狱中团结同志们一致对外，减少同志牺牲；到了安残所，又顽强不屈地自力更生，鼓舞狱中同志们坚持半争。他们用他们的意志和智慧，保卫了革命的力量与火种。致敬英雄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