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太忠将军两次付茅台酒钱。 1971年，北京，国务院小食堂，尤太忠进门，刚坐下没多久，就看见李先念走进来。 老熟人，打过仗的，点头一笑，李先念直接坐过来了。 俩人边吃边聊，话多，战场、局势、边防线，一搭一唱，气氛热了，李先念一拍桌子：“来点茅台！解解乏！” 服务员眼明手快，转身就上了两小杯，酒是喝上了，才喝一口，李先念那边就有警卫小声汇报，说是紧急会议要走。 李先念站起来，说了声“你慢用”，人就走了。一句话没提钱的事儿。 尤太忠也没多想，接着把饭吃完，正起身准备走，服务员追上来了：“同志，三块钱酒钱还没付。” 三块钱，1971年，那是一名普通工人十天的工资。 他当时愣了一下，心里那个不痛快。可面上没说什么，二话不说掏出钱给了。 走出食堂几步，他才回味过来——这顿酒是我请的？不是我点的啊？但回头说啥也没用了，钱给了就算完。 这事儿他憋在心里，憋了好几个月。 几个月后，又在一次会议上碰上李先念。老朋友见面，说笑几句，李先念又说：“晚上聚聚？” 尤太忠摆摆手：“上回我出了酒钱，这次不喝了！” 李先念当场愣住：“啥？我那回忘了结账？” 尤太忠咧嘴一笑，没再说，李先念急得当场就要掏钱补。尤太忠摆手，“不至于不至于。”嘴上说得客气，心里那口气终于出了。 从那以后，尤太忠再没碰过茅台。 他真不是小气，那时候他已经是大军区司令，三块钱不是出不起。可这酒喝得太窝心，心里那个梗，喝一口就想起那顿白掏的。 一年后，1972年初，尤太忠在部队得了病。病得不轻，中央派了车把他送到北京治病。 救护车直接送到医院，还没等住稳，就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请他吃饭。 宴请安排在中南海。那场面谁见了不得拘着点？可总理气场是强，但人随和，开席三杯下肚，气氛热得很。菜一道一道上，酒一杯一杯敬，尤太忠也放开了，连干三杯茅台。 他这回是真喝高兴了。 回医院一躺三天，刚准备出院，护士送来一个信封，说是中央接待办的公函。打开一看，是张结算通知： “尤太忠同志，您在中南海用酒三杯，应补交费用0.6元。” 尤太忠脸都红了，六毛钱不算啥，问题是，这信发得太正经了，落款、编号、红章，半点不含糊。 他立马让警卫员写信、打包、汇款，一分不少按数送去，还让人附言：“多谢款待。” 事后他自己说：“我喝的那三杯，比那次三块钱的还沉得慌。” 纪律这东西，真不是说说。周总理设宴，也得算账。 不是没人提醒他说“这是总理请你”，但他知道，总理不搞特殊，咱也不能打马虎眼。 后来，这件事他跟身边人说过不止一次。他说：“咱们这身军装，是干净的，不该让一口酒脏了。” 从那以后，茅台酒在他那儿算是封了口。 别人请，他婉拒。场合大，他只端杯意思一下。有人问：“尤司令您这酒瘾怎么就断了？” 他就一笑：“三块钱的教训，六毛钱的账单，够记一辈子。” 这事传出去后，部队里不少人也改了规矩。尤其是接待工作，一口一笔账，清得明明白白。 连带着下面单位招待干部、接待来访，也都开始走账走表，少了那种“反正是咱人”的糊涂劲儿。 可回头看，那年头，能为了三块钱心疼、为了六毛钱脸红的人，还真不多。 参考资料：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李先念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