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那天，陈昌奉站在队伍里，手里拿着上校证书。 台下，有人小声嘀咕：

1955年授衔那天，陈昌奉站在队伍里，手里拿着上校证书。

台下，有人小声嘀咕：“他怎么才是上校？”没人敢太大声。

这是毛泽东的老警卫，还是红军时期的老资格，大伙都知道，这个“第一上校”背后，事儿太多。

陈昌奉1915年生在江西宁都，家里穷得叮当响，小时候是放牛娃。

母亲去得早，14岁那年，为了逃地主的债，他钻进山沟参加了红军。

他个子小，力气也不大，先被安排当司号员，喊口令、打起床号这些活，他干得有板有眼。

一次队伍转移，他一路跑着给朱德指路，朱德看他眼神灵，回去就把他推荐给毛泽东当警卫员。

当时毛泽东刚经历井冈山失败，正处于低谷，身边换了好几拨人。

小陈进来没多久，毛泽东亲自教他识字，每天晚上拿根树枝在地上写。

教完一句就说：“最重要的是工作。”这话，他一辈子都记住了。

长征开始那年，陈昌奉才十五岁，天天跟着毛泽东走山路、过草地。

一次过金沙江，毛泽东在江边写东西，叫他搭个小桌子。

陈昌奉磨蹭了几分钟，毛泽东火了，说：“革命靠的是纪律，不是你今天想干明天不干！”

罚他一晚上坐在草地上守着火堆，他坐了一宿，第二天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过大渡河的时候出大事，那天敌军追得紧，部队急行军，毛泽东骑马走在前面，突然听见“砰”的一声枪响，前面乱了。

原来是警卫班长胡昌保挨了子弹，一头扑倒在毛泽东身前。

大家吓坏了，毛泽东赶紧下马，亲手把井冈山带出来的毛毯盖在胡昌保身上，陈昌奉就在旁边看着，啥也没说，但他当晚一宿没睡。

还有一次，走在草地上，陈昌奉忽然倒下了，脸通红，烧得厉害，没医生，也没药。

毛泽东点了堆火，整整一夜没合眼，把他抱在怀里。

第二天陈昌奉醒了，张嘴第一句就是：“主席，我还在这。”他这辈子都记得那一夜，说“是毛主席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

抗战爆发后，部队到了延安，陈昌奉没再当警卫，调去搞公安。

干得也不差，先是延安公安局局长，后来当上陕北保安处训练班主任。

那时候公安工作不光是抓人，更重要的是训人，延安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他带着练队列、搞演习，还专门教大家防特务。

他那套管理办法，后来成了武警训练的范本。

解放战争时期，他没回前线，但在后方也没闲着。

济南战役时，他负责公安接管，前一天晚上市里还是枪声大作，第二天他就带人进城搞秩序。

他自己说：“我这人没打过大仗，但见过不少烂摊子。”

1955年，全军大授衔，陈昌奉本以为自己顶多个大校，毕竟没打过硬仗。

可一看名单，他居然是上校。很多人不服气，他是红军出身，拿了二级八一勋章，这东西一般是给营级以上老红军的。

解放战争时期也发了二级解放勋章，按说是给师级干部的。

他拿着两个奖章，却只有个上校军衔，太反常了。大家背后都叫他“第一上校”。

但陈昌奉不吭声。有人问他委不委屈，他说：“军衔只是个壳，壳子破了，人还在。”

1964年，他升了大校，军内职位也调了一轮，他干了几年公安总队的领导，后来去了公安部。

但真正让他跳出军界，是1972年的调令——调回江西，任省委书记。

这一纸调令在部队炸了锅，省委书记是什么级别？正省级。

这级别按理说是军队副大军区或者上将退休才有的待遇。

而陈昌奉，军衔不过是大校，连个少将都不是，直接跳了三级。

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有人说他后台硬，也有人说他“根红苗正”，事实是，毛泽东拍板的。

其实毛泽东早就惦记他了，1958年毛泽东去济南开会，见了陈昌奉，还打趣他：“你现在官不小嘛，别把枪丢了。”

一句话带笑，也带着信任，后来江西局势紧张，中央急需一个懂公安、懂群众的人坐镇，陈昌奉就成了“最合适的人”。

当了省委书记之后，他并不高调，住的地方还是旧招待所，出门也不开警车。

有一次他去赣州视察，住的是市招的普通客房，晚上还亲自查岗，下面的人说：“省委书记像民兵队长。”

在江西主政期间，他搞经济、抓治安，还是有成绩的。

1978年后，中央要求地方解放思想，他虽然年纪大，但也没硬顶。

1980年他退下来，搬到南昌郊区，种菜、遛狗，过得挺简单。

1986年，陈昌奉病逝，享年71岁，去世时，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按照副大军区级别规格办的，这种待遇，全江西只有他一个人有。

他一生都没升上将军，却干过公安、军队、省委书记；军衔上校，待遇却是上将。

这种“错位”，不是谁都能承受，他能扛下来，靠的是和毛泽东那段“草地上的缘分”，也靠的是自己一辈子没松过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