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

“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李时雨的革命生涯始于1931年6月，那时他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大片东北国土沦陷，党组织随即派遣李时雨打入东北军执行潜伏任务。 在东北军中，李时雨遇到了老乡兼好友张学孟，当时担任张学良部警卫室主任。经由张学孟的安排，李时雨进入警卫室担任办事员，后又调任西安＂剿总＂参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保护李时雨的安全，党组织再次将他调往华北地区。随后，李时雨以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的身份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在天津期间，李时雨接到两个艰巨的任务：一是搞到一部完整的电台并送往北平，二是营救被关押的党员冯骥。面对日军严密监控的困境，李时雨采取了巧妙的策略。 为完成电台任务，他选择分批购买零件后自行组装。通过反复研究相关书籍，他详细记录了所需零件的种类和数量，然后多次前往外国人开设的电器商行购买。 运送零件时，李时雨借到了高院院长的汽车，准备了两只相同的木箱。第一只装着缝纫机，第二只藏着电台零件。他巧妙利用日军检查站换岗的时机完成掉包，成功将零件送往北平。 营救冯骥的任务同样危机重重。李时雨利用书记长的职务便利，设法将与冯骥有关的案卷转移。他还通过与主审法官私下沟通，以案卷丢失为由为冯骥开脱，最终使其获释。 1940年，面对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的新形势，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打入敌人内部。凭借过人的能力，他很快获得了汪伪要员陈公博的重用，被任命为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 两年后，李时雨再次升任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兼汪伪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获授少将军衔。他利用职务之便，及时获取了1943年春季＂清乡＂计划的情报，使新四军得以提前部署，成功挫败了日军和汪伪政府的阴谋。 1943年4月，在党中央的部署下，李时雨参与建立了上海情报中转站。直到抗战胜利，这个情报站持续为党的抗日斗争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为江南地区反击敌人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这场胜利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李时雨继续执行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打入军统内部。 在上海接收工作如火如荼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出现了。军统上海站的二站站长余祥琴主动找到李时雨，表示愿意将他及其部下收编到军统。 为了打消余祥琴的疑虑，军统方面为李时雨量身定制了一个完美的身份：他被认定为军统安插在汪伪政府内部的特工，曾经在陈公博身边执行秘密任务。党组织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 1945年9月24日，军统局在上海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军统局长戴笠亲自主持这场＂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会议现场气氛庄重。 在会议进行时，戴笠突然开口询问李时雨的所在。当李时雨站起来报到时，戴笠当场对其在抗战期间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次会面之后，李时雨迅速在军统系统站稳脚跟。他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二站社会组上校组长，开始了一段新的潜伏生涯。 在军统工作期间，李时雨充分发挥了在汪伪政府积累的经验。他密切关注军统内部的重要动向，将接触到的机密情报及时传递给党组织。 与此同时，余祥琴对李时雨也表现出极大的信任。在余祥琴的推荐下，李时雨多次参与军统的重要行动和会议，这让他能够接触到更多核心机密。 然而，一些人开始对李时雨的身份产生怀疑。但每当调查涉及到李时雨时，都会因为戴笠的介入而不了了之。 戴笠对李时雨的信任和支持，成为他在军统系统立足的重要保障。 1945年底，军统上海站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在审讯一名汉奸时，获悉了李时雨的真实身份。 沈维翰立即向戴笠发出密电，请求逮捕李时雨。然而，戴笠只用了简单的六个字就回绝了这个请求：＂不可能，不同意。＂ 这个决定暂时保护了李时雨的安全，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一次飞行事故中不幸遇难，李时雨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 失去戴笠的庇护后，沈维翰再次展开行动。1946年11月，在沈维翰的授意下，军统特务将李时雨逮捕，关押在上海的军统看守处。 在关押期间，李时雨遭受了严酷的审讯和折磨。面对特务的严刑拷问，他始终保持沉默，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组织的信息。 由于缺乏确凿证据，加上余祥琴等人的周旋，李时雨最终获得保释。 重获自由后，李时雨以申汇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继续工作。但仅仅两个月后，国民党特务再次对他展开监视，党组织不得不安排他撤离。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继续在国家情报系统工作。他在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总署和军委联络部担任重要职务，直到1982年离休。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