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

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狱中蜷缩成一团，等待出狱。谁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人，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在上海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1934年，鲁迅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拿来主义》的文章，公开批评了诗人邵洵美，这成为他之后多次针对邵洵美发表评论的起点。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利用尖锐的讽刺手法，描绘了一个青年因祖辈的财富而获得大宅的情景，并暗指邵洵美是通过婚姻进入富裕家庭的。 鲁迅的批评起因是邵洵美在《文人无行》中对左翼文学家的批评，虽然未明指鲁迅，但作为左翼代表的鲁迅感到不适。 邵洵美的文章描绘了一些文学家是靠文字为生的穷困潦倒者，这让鲁迅以为邵洵美是在指桑骂槐。 尽管鲁迅认为邵洵美是个富家女婿和捐班，但实际上，邵洵美的背景比鲁迅描述的更为复杂。 邵洵美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富三代”。他的祖父是晚清高官邵友濂，其家族与首富盛宣怀家族关系密切，邵洵美的父亲娶了盛宣怀的女儿，使他成为盛家的外孙。 此外，邵洵美和他的妻子盛佩玉之间的婚姻，是两个相匹配的家族之间的联姻，而非单纯的利益交换。 邵洵美的个人生活奢侈，他在青年时期就拥有汽车并能够包场观影，表明他家的经济实力。 邵洵美虽然用家族财产投资于文学出版，但其出版行为并非纯粹为利益。他创办的出版公司以出版精美书籍和杂志著称，经常投入高昂的成本，甚至不惜用妻子的首饰来支持。 邵洵美的出版事业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帮助文学家发表作品并获取一些名气和稿费。 抗战期间，邵洵美的行动和出版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积极参与抗日救国的活动，创建了抗日杂志《自由谭》，并秘密翻译和传播《论持久战》的英文版，这本书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9年春天，邵洵美面对一项重大决定。他的老友胡适匆匆来访，急切地提出一起前往台湾。胡适手中的两张机票几乎是邵洵美逃离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波的唯一门票。 然而，面对胡适的催促，邵洵美选择了留下。他告诉胡适，家庭责任重大，无法轻易离开。胡适无奈，只得长叹一声，黯然离去。 解放后不久，邵洵美的另一位朋友夏衍，现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找到了他。夏衍希望收购邵洵美珍贵的进口印刷机，用于支持新政府的宣传工作。 这台印刷机，是邵洵美在抗战期间不惜冒生命危险保护的。最终，邵洵美在痛苦的挣扎后，决定捐出这台机器。他深夜在设备旁边徘徊，情感复杂，彻夜未眠。 这之后，邵洵美用卖掉印刷机得到的五万块钱开始了他的商业冒险。他扩张了自己的书店，但很快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而遭到批判，不得不关闭。他又尝试转行，但因为缺乏商业头脑，最终导致了财务破产。 与此同时，邵洵美的慷慨和乐于助人的性格使他成为了许多文人的救星。他在经济上支持了包括夏衍、丁玲和胡也频在内的多位作家。 他的财富虽然耗尽，但他仍乐观地将这看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认为金钱可以花光，人情却是花不完的。 邵洵美的经济窘迫到了极点，他甚至不得不将珍藏的寿山石印章变卖，只为给老友陆小曼庆祝生日。然而，这种表现出的深厚情谊并未能改变他的困境。 1958年，他因试图联系前美国情妇项美丽获取帮助而被当局逮捕，他的生活进一步陷入绝境。 1962年4月，邵洵美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但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昔日风流倜傥的美男子。 狱中的磨难让他憔悴不堪，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极大的折磨。他被迫回到了他儿子的简陋小屋中生活，这间仅有10平方米的空间成了他的新家。 家庭的财产已经被查抄一空，邵洵美只能依靠已经离婚的儿子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他患上了肺源性心脏病，面色紫黑，牙齿也松动掉落。 尽管病痛缠身，邵洵美仍然不愿向家人透露监狱中的苦难，只是简单地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晚年的邵洵美，面对曾经的奢侈生活与现实的悬殊，不得不频繁地应对饥饿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为了生存，他甚至不得不出售家传的珍贵手稿和日记。 在这一切磨难中，邵洵美依然梦想着成为一名诗人，他的梦境中充满了自己创作的诗歌。然而，每当梦醒时分，那些诗句也随之烟消云散，令他倍感无奈。 1968年年初，病痛和贫困的双重压力使得邵洵美再次住进了医院。在好友王科一自杀的打击下，他决定出院回家疗养，这是他做出的放弃一切的决定。 不久后，邵洵美开始服用鸦片精以缓解痛苦，尽管他的儿子劝他停止，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仅仅三天后，邵洵美便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