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周迪道被捕，面对酷刑，他很快选择了投降。但没多久，他就给上级写了一封信：“日军争取我投降，我无法逃脱，不如将计就计！ 在1944年的浙东地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其领导的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推进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这一年，何克希与谭启龙在抗日根据地的丰富斗争经验基础上，开始秘密组建情报网络，以更有效地对抗日军的侵略与压迫。 浙东游击纵队的情报工作由“400情报小组”负责，这是由新四军高级指挥官亲自指派和组织的精英小组。组长周迪道本名朱人达，来自浙江诸暨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同时也是新四军浙东财经委主任，其代号“401”。在1944年，他接到了何克希的命令，要他筹集800万元大额资金，以供应游击队的军需物资。 1944年，周迪道化名朱人达，前往宁波余姚陆埠地区筹集资金以支持新四军的游击战争。商贸活跃的地带余姚陆埠，聚集了众多商人和物资，成为了周迪道筹款的理想之地。他巧妙地与当地商人建立起联系，利用其出色的谈判技巧和对抗日情绪的共鸣，逐步积累了一笔资金。 然而，就在筹款行动逐渐步入正轨时，与周迪道在过去有过节的伪乡长，由于个人恩怨，选择了向日军透露周的行动。伪乡长本身就是受日军委派在当地的代理行政长官，深知如何利用手中权力进行报复。他将周迪道的行踪告诉了余姚的日军警备部，这一行动迅速引起了日军的重视。 不久，周迪道在一次筹款活动结束后被日军秘密拘捕。他被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审讯场所。日军试图通过严刑拷打从周迪道口中得知更多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和根据地信息。他们使用了多种拷问手段，企图摧毁他的意志。 尽管面对残酷的折磨，周迪道始终紧闭嘴唇，即使在痛苦难耐之时，他也没有透露任何能对新四军产生影响的信息。在这个绝望的时刻，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出现了：由于内部信息的不准确，一名被捕的新四军成员在受到拷打时错误地将周迪道的身份描述为一名普通的财经委员。 这一错误信息意外地使日军对周迪道的重视程度降低，他们认为周可能只是一个执行一般任务的低级官员，而非关键的情报或军事人物。因此，虽然他们继续对周迪道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监控和审讯，但最终未能从他那里获取到预期的价值信息，周迪道的生命暂时得到了保留。 在浙江宁波的原永耀电力公司，一处被日军改造成临时军事指挥中心和拘留所的地点，周迪道的命运悬于一线。在他即将被处决的紧急关头，由于之前的误会及日军内部的一些复杂计算，他被意外释放。释放后的周迪道深知这次生还不过是暂时的喘息机会，更是一次难得的反间谍活动的机会。 周迪道在获释后不久，便秘密联系了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官何克希和丁公量。何克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策略家，而丁公量则精通敌工工作，二人共同审视了周迪道的特殊处境。他们认识到，如果能够利用周迪道被误认为可能叛变的复杂背景，或许可以将他再次潜入敌人内部，为抗日根据地提供宝贵的内部情报。于是，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计划，指示周迪道回到宁波日军宪兵司令部，作为内线继续其间谍活动。 回到宪兵司令部后，周迪道表现出对日军的忠诚，使他迅速获得了日军上层的信任。他的智慧和沉着应对，加上之前的误释事件，使日军高层确信他已经倒戈。因此，他被任命为宪兵司令部思想课课长手下的“八大密探”之一，负责监控和报告抗日力量的动向。 利用新的职务，周迪道开始秘密搜集关于日军的行军路线、部署计划及扫荡时间的情报。同时，他还需要向日军提供一些信息以维持他的双面间谍身份的可信度。这种情报游戏需要极高的智慧和精准的计算，确保提供给日军的信息足够真实，但又能在关键时刻引导他们作出错误的决策。 在一次关键的情报操作中，周迪道告诉宪兵队长铃木，浙东纵队司令已悄然渡江前往三北地区，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觉。铃木立即组织了一支部队前去围剿。然而，周迪道在报告时间上故意延后了一天，确保浙东纵队司令及时撤回并安全返回了抗日根据地。当铃木的部队到达时，只见空荡荡的江边，不见浙东纵队的踪影。 通过这样的精心布局，周迪道不仅保持了自己在日军中的信任，还成功地误导了敌人，为抗日根据地的安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