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军统少将当街抱住一名地下党，并对解放军大喊：“这个人是大叛徒，害死了很多共产党员，快帮我抓住他！”
这位军统少将名叫李修凯，1932年加入复兴社（军统前身），随即前往浙江警官学校学习，先后担任军统直属训练科副科长、军统本部五处训练科长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修凯担任军统人事处副处长，少将军衔，1949年，被毛人凤派往重庆，担任保密局（原军统）西南区副区长，主要负责布置特务潜伏工作。
提到“潜伏”两个字，很多人的印象都是孙红雷当年主演的热播电视剧《潜伏》，电视剧的最后，孙红雷成功捣毁了敌人的“黄雀”行动——保密局特务准备在解放后潜伏天津的毒辣计划。
现实往往比影视剧更精彩，也更惊心动魄，李修凯到西南区负责的就是类似“黄雀”计划的行动，这个行动被命名为“应变”计划。
而且，“应变”计划的规模要远超电视剧中的“黄雀”计划，参与“应变”计划的，除了保密局之外，还有中统，根据我方后来侦破的结果看，参与“应变”计划的特务人数达2000余人。
而所谓的“应变”计划，也要比“黄雀”计划安排得更缜密，它被划分为三个方面的任务：杀害、破坏和潜伏，他们还拥有大量的资金和先进装备支持。
可想而知，如果真的让“应变”计划实施，会给我方带来多严重的后果，而对于这个计划的直接负责人李修凯而言，来到重庆后，他的压力一直十分巨大。
因为李修凯的顶头上司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为人非常霸道，当时和李修凯一样担任副区长的还有周养浩，周养浩是毛人凤的妹夫，背景不可谓不深，可徐远举根本不拿周养浩当回事。
徐远举甚至明着讽刺周养浩“有少将牌子，无少将风度”，连周养浩都不放在眼里的徐远举，就更不可能正眼瞧李修凯了。
所以，李修凯抵达重庆后处处掣肘，李修凯也深知，他负责的这个“应变”计划，根本没有前途，明显是个送命的差事。
但李修凯知道毛人凤的狠辣，如果不按照毛人凤的意思办，没等被我方人员发现，就得先被毛人凤派人清理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正在重庆执行“应变”计划的李修凯不禁心头一颤，他猜到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
当时，远在广州的毛人凤为了稳住李修凯，特意对他说，总裁仍在大陆，让李修凯放心大胆干，李修凯知道这既是安慰也是警告，只能硬着头皮部署工作。
1949年11月28日，解放军逼近重庆，到处都是枪炮声，把李修凯吓得整晚都没睡着觉，特别是在得知保密局湖南站站长跟随湖南省主席程潜起义后，我方既往不咎，李修凯的思想产生了动摇。
李修凯觉得，自己虽然一直在军统工作，但从事的基本都是训练任务，并没有直接杀害我方地下工作者，理论上来讲，没有与我方结下血海深仇，所以李修凯也动了投降的念头。
1949年12月4日，解放军早已正式接管重庆，李修凯望着街上的巡逻战士，终于下定决心向我方自首，并详细供述了知道的一切，特别是“应变”计划的全部内容。
根据李修凯的供述，我方立即着手侦查，经过缜密部署，于1950年1月18日开展第一批收网行动，当时参与行动的我方人员达上万人，成果也很显著，当天下午就抓了1300多名潜伏特务。
随后，我方人员顺线追踪，截至1950年5月，共抓获潜伏特务达2000多人，还有900多名特务主动自首，这也宣告了毛人凤安排的“应变”计划成为泡影。
可以说，正是李修凯的自首，才使我方全面掌握“应变”计划，李修凯在这方面是立了大功的，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接着说李修凯自首初期的事。
李修凯自首后，虽然如实供述了大量信息，还劝说特务自首，并配合对自首特务进行思想改造，但李修凯也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每天都非常焦虑。
1949年12月底的一天，李修凯紧皱眉头的走在中华路德胜戏院附近的街上，他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保密局西南区专员冉益智，冉益智当时正在琢磨如何逃跑。
冉益智是《红岩》小说中甫志高的原型，他曾是我方地下工作者，可在1948年被抓后，没等敌人用刑，当天就出卖了组织，为了活命和获取信任，还拼命的出卖我方同志，是我方的大叛徒。
立功心切的李修凯当即大喜，他决定要把冉益智抓住，向我方邀功，可李修凯已身患肺结核，这在当时属于“绝症”，身体很虚弱，未必能抓住冉益智。
李修凯看了看街上巡逻的我方人员，当即来了主意，他趁冉益智不注意，一下子扑到其身边，然后朝我方巡逻人员大喊，冉益智是叛徒，冉益智见是李修凯，连忙争辩说，李修凯才是叛徒。
我方人员赶到现场后，由于不知道两人底细，把两人一起带了回去，最终冉益智于1951年1月19日被公开处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不过，我方却对李修凯非常照顾，为了治疗李修凯的肺结核，多次安排李修凯入院治疗，还让李修凯吃“中灶”，给李修凯的妻子安排学习工作。
1952年9月9日，李修凯因肺结核病逝，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共产党，共产党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