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中国，学术圈风云变幻。李景均，这位被称作“中国遗传学之父”的大牛，日子却不好过。他的科学理念跟当时的主流风向对着干，搞得他没法继续待在内地，只能收拾包袱走人。可到了香港，他又卡住了，前路茫茫。正当他走投无路时，诺贝尔奖得主穆勒居然亲自出马伸出援手。 李景均，1912年出生在天津一个有钱人家，老爸做桐油出口生意，家里不缺钱。他小时候在天津新学书院念书，那是个教会学校，英文书满桌摆着，勾起了他对科学的兴趣。他考进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学农艺和遗传学，课余时间常泡在田里研究庄稼。毕业后，他在北平燕京大学干了段日子，推着装种子的车在田间跑。1937年，战乱来了，他从塘沽坐船去了美国，进了康乃尔大学读遗传学，拿下博士学位。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了数学和统计，笔记写得密密麻麻。 1941年，抗战正激烈，他带着老婆林伯贞回国。到了广西柳州，他在广西大学农学院教书，条件简陋，他还是干劲十足。1943年，他跳槽到金陵大学农学院，继续搞研究。1946年，他到了北京大学，34岁就当上农学系主任，办公室里书堆得老高。他写的《群体遗传学导论》1948年出了名，成了遗传学界的经典。他还建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实验室，带学生特别用心，亲手调设备，讲得头头是道。 到了1950年，麻烦来了。当时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中国火得不行，李景均坚持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被批得一无是处，他的课被停了，办公室门上还贴了批判通知。他收拾东西，默默离开北大。3月，他带着老婆孩子坐火车南下，说是探望老妈，其实是想找条出路。从广州到了香港，他却发现自己没地方去。香港街头灯火通明，他却只能挤在小公寓里，攒的钱一点点花光。没有身份证明，美国签证也拿不到，他只能靠给人上课赚点小钱。 他在香港困了整整十四个月，日子过得紧巴巴。一次，他收到台湾大学的聘书，但想想又放弃了。他写信给美国的朋友求助，信转到《遗传杂志》，被诺奖得主赫尔曼·穆勒看到了。穆勒二话不说，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还掏钱担保李景均一家。1951年5月，签证终于下来了。李景均拿着文件，站在香港邮局门口，长舒一口气。没多久，他登船离开，香港的轮廓渐渐模糊，他的新生活开始了。 1951年，李景均到了美国，进了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他在那儿扎下根，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埋头搞研究。1954年，他升成教授，讲课时学生都爱听。1960年，他当上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算是站上了学术高峰。他的研究主攻群体遗传学，出了好几本书，《群体遗传学》还被翻译成好多语言。他带学生也特别认真，实验室里常帮着调仪器，解答问题。 1973年，中美关系缓和，他被请回国交流。在北京，他走进实验室，跟年轻学者聊得火热，还分享了最新研究。晚年，他1973年从匹兹堡大学退休，但没闲着，继续写书。2003年10月20日，他在匹兹堡家里去世，91岁。他的成果影响了全世界遗传学界，名字至今被人提起。他的故事，不光是个人奋斗，还让人看到科学自由的可贵。 参考资料 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李景均先生其人其书及其精神．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2014-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