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一代桥梁泰斗茅以升生命垂危，病榻前却冷冷清清，膝下六名子女无一前来探望。弥留之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不禁老泪纵横："造孽啊，这都是我自作自受。" 1989年深秋的北京医院，消毒水味混着落叶的潮湿。茅以升的呼吸机一起一伏，床头摆着那座陪伴他六十年的钱塘江大桥铜模型。 监护仪的心电图波纹跳得越来越缓，老院士混沌的视线里，铜桥栏杆的雕花纹路突然扭曲成戴传蕙旗袍上的缠枝莲。那是1937年钱塘江大桥通车前夜，妻子把连夜缝制的平安符塞进他中山装口袋，指尖的温度烫得他心口发疼。四十年后，同样是深秋，戴传蕙躺在太平间的铁床上，六个子女红着眼眶质问他："您造桥时说要让人走得安稳，可妈妈这辈子走过安稳路吗？" 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砸在玻璃上，茅以升的手突然抽搐着抓向虚空——1946年上海滩的霓虹灯影里，21岁的权桂云穿着月白旗袍冲他笑，酒窝里盛着新烫的波浪卷发香。那年他刚在工程图纸上签完字，转头就在婚外情的保证书上按了手印。戴传蕙在北京咳血的时候，他正抱着襁褓中的小女儿茅玉麟，教她认桥梁模型上的铆钉。 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发出刺耳长鸣，茅玉麟攥着父亲枯槁的手哭得喘不过气。这个被哥哥姐姐骂了半辈子"野种"的女儿，此刻成了唯一送终的亲人。走廊尽头，护士站的收音机飘来钱塘江大潮的新闻，潮声里混着1937年炸桥时的巨响，那年茅以升亲手炸毁自己的"孩子"，现在六个亲生孩子用更决绝的方式炸毁了他的晚年。 铜桥模型在月光下泛着冷光，铆钉接缝处积着厚厚的灰。这座象征中国桥梁史里程碑的建筑，在家庭伦理的维度却是座危桥。茅以升用钢筋水泥撑起了国家的脊梁，却在感情世界里放任自己成为垮塌的桥墩。当年他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总说"桥要经得起百年风浪"，可自己的婚姻连三十年风雨都没扛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