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香港遭特大旱灾，港府向内地求救。不救，香港将是一座死城，中国可趁此要挟回归；救，可中国当时很穷，救还是不救？
香港一如往常地熙熙攘攘，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让人陶醉，隐匿在繁华背后的，是一场逐渐逼近的灾难——干旱。自1962年底开始，香港的气象台就频繁发布预警：降雨异常减少。
进入63年，局势急转直下，九个月不见一滴雨，水库告急，水塘见底。仿佛大自然在无声地对这座都市展开考验，一场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正悄然酝酿。
香港人本有着充足的雨水储备，但这一年，大自然没有怜悯这座繁忙的城市。居民们发现，生活中的最基本需求——水，竟然成了奢侈品。供水被迫实行严格的限时供应措施：最初每天八小时，后来是四小时，最终每四天才供水四小时。
当水龙头再一次拧开时，只剩下滴答的回声。街上，排队取水的队伍从清晨延续到深夜，孩子们提着水桶，小心翼翼地走过蜿蜒的街巷，生怕洒出宝贵的水滴。
水荒如影随形，不仅仅侵蚀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使得工厂停产，经济陷入停滞。香港这座一向引以为豪的“东方之珠”，此时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作为当时的殖民地，港英深知自己解决不了这场旱灾所带来的恶果。唯一的出路，便是向中国大陆求救。
彼时，香港中华总商会的李兆基是一位有远见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关注民生的慈善家。面对旱情的日益严重，李兆基不再只是关注自己的商业帝国。
他明白，一旦水资源告罄，350万香港市民将陷入困境。无论是百姓，还是商界，甚至港英政府，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大陆的援助。
李兆基主动找到了港九工会联合会的张达明。两人坐在中华总商会的会议室里，桌上一杯茶水也成了稀罕的象征。“香港挺不住了，不能再等了。”李兆基看着张达明，语气中带着急切，“我们必须向内地求助，再这样下去，这座城市就会变成死城。”
张达明沉思片刻，点了点头。虽说彼时中国大陆自身也在经历经济困难与自然灾害，但两人清楚，若不向内地求援，香港将陷入更深的危机。于是，求救信被迅速拟好，送往广州。
收到香港求救信的，是时任广东省的陈郁。陈郁接过信件时，眉头紧锁。他深知，此时的广东省同样面临干旱，农田灌溉困难，百姓生活也因缺水而受限。然而，香港的困境同样牵动着他以及整个国家领导层的心。
“救，还是不救？”这个问题不只关乎水资源，更关乎政治与民族情感。
6月，广东省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回应香港的求助请求。会议上，一位官员指出：“此时不救，香港将会陷入崩溃，港英政府的统治也会岌岌可危。但如果选择救援，我们要割舍自己的用水，难道要让广东人民为香港人买单？”
陈郁环视会议室，思索片刻，缓缓开口：“香港虽是殖民地，但那里生活着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如果因为我们袖手旁观，导致香港成为一座死城，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坚决支持供水救援，提出通过深圳水库每日向香港供应两万吨淡水。
这一决策，迅速传达到了中央。周总理亲自批示同意，并指出：“香港同胞是我们的骨肉，不论条件多么艰难，我们都要伸出援手。”自此，东江水引入香港的工程被提上议程，这一决定标志着大陆与香港之间新的合作序幕的开启。
在广东省和中央的协调下，深圳水库额外抽调水源供给香港，成为救命的第一步。
7月1日，第一批从深圳运往香港的淡水到达了九龙。街道上，居民欢呼雀跃，人们拥抱着水桶、脸盆，仿佛抓住了生命线。李兆基和张达明站在码头，望着运水的船只，心里五味杂陈。“总算有救了。”李兆基低声喃喃。
与此同时，香港也开始规划更长远的供水方案。
1965年，东深供水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横跨广东与香港两地，穿越无数山河与峡谷。深圳水库的水通过新建的管道和抽水站，被输送到香港，成为这座都市源源不断的生命线。
每一个大工程背后都有着无数默默奉献的人物。负责东深供水工程的水利专家易兴恢，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确保东江水能够顺利输港，他带领团队反复调研，攻克了“防渗、防洪”等技术难题。为了防止东江水泄漏，工人们在酷暑中日夜施工，一砖一瓦垒起了横贯粤港的输水管道。
还有像王小萍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肩负着抢修供水管道的重任。她在1.2米高的管道内，弯着腰，清理钢管壁上紧紧贴着的贝壳和螺蛳，汗水浸湿了她的衣衫。
尽管她只是工程中的一名普通工人，但她深知，自己每一次的辛劳，都是为了保证香港市民能够得到宝贵的水源。
随着工程的推进，香港的供水逐步恢复正常。
69年，东深供水工程中的船湾淡水湖终于建成，第一次水满溢出，香港的孩子们在湖边嬉戏，欢笑声回荡在清澈的水面上。那是一个新的起点，标志着香港的水荒彻底结束。
当第一股东江水流入香港时，不仅仅是干渴的土地得到了滋润，香港市民也深刻感受到来自大陆的支持。街头巷尾开始流传一句话：“没有东江水，香港早就干了。”这不仅是一句玩笑，更是一种对大陆援助的感激与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