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郑洞国的前妻陈碧莲想复婚，郑家儿孙辈都支持，郑洞国说：“她来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够她10天花费。” 1983年春天，郑家热闹了起来，不是因为官职晋升，也不是因为添了新丁，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请求打破了平静，郑洞国的前妻，陈碧莲，想复婚。 这个消息传来，郑家儿孙辈倒是颇为支持：“爷爷年纪大了，有个人照应也好。” 他们看着陈碧莲当年虽有过错，但如今颇为低调谨慎，言语中尽是悔意，想来人老了也就明白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郑洞国不说话，开始回忆起了那些事情。 在他15岁那年，家中长辈为他安排了婚事。 妻子比他大八岁，在那个讲究门第和家风的时代，这不算稀奇。 女人名叫覃氏，虽年长些，却极其贤惠温和。 郑洞国性子内敛，不是那种轻浮浪荡之人。 年轻的他早早就认定了“结发之人，终身不弃”这句古训。婚后生活虽不轰烈，但温暖妥帖。 可命运偏爱拿温情开刀，1930年，覃氏染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那年郑洞国不过三十，正值军中上升期，却痛失伴侣。 丧妻之痛让他封心自固，几次亲朋劝他再娶都被他婉拒，他说：“覃氏待我恩重，不敢轻易忘怀。” 直到某天，他去医院看望一位老友，无意中在病房外见到了正在照料病人的陈碧莲。 那时她不过二十出头，眉眼清丽，举止端庄。她并非只是貌美，更有种温婉沉静的气质，那种能让人卸下防备的温柔。 朋友看出他的心思，撮合之下，两人终成眷属。 婚后初期，陈碧莲确实是极好的妻子，她年轻，却不浮躁，知书达理，懂得丈夫的压力与寡言，往往在他沉默的时候递上一杯茶，说些轻松的话题。 她细心，家里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仿佛一切都能靠她撑起。 郑洞国一度以为自己能从丧妻之痛中走出，重新开始。 可历史和人生，总有拐弯的地方。 1949年，郑洞国选择投诚，放弃了国民党将领的高位。 这一决定，带来了人生彻底的分水岭，他本是上将，曾统军数万，风光无限，但在新政权下，仅安排在水利部担任参事，政治地位大大降低，生活条件亦一落千丈。 陈碧莲开始埋怨，她无法接受从繁华盛宴到清茶淡饭的落差，也无法理解丈夫为何不去争取更多。 她说他“没上进心”，话语里越来越多的讥讽和不耐，他沉默了，不是懦弱，而是他知道，时代不允许了。 终于，陈碧莲决定留在上海，不愿随他迁调。 离别那天她说：“我还年轻，还想过点好日子。”短短一句，把所有温柔斩断。 几年后，有人传来消息，说她与一位富商往来密切，实则已成眷属。 郑洞国没有怨恨，也没有去追问。他只是将旧照片收起，从此再未提起“碧莲”二字。 可世事如棋，风水轮流转，陈碧莲的新丈夫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出狱后早已失势，两人生活陷入贫困。 也就是在那时候，她才又想起了曾经温和沉稳、不曾亏待她的郑洞国。 而郑洞国，虽然对她失望，却终究是念旧之人。 在老熟人的请求下，他安排了人手，帮陈碧莲找了份闲职，还时常接济些生活费。 几十年过去，陈碧莲白发苍苍，在亲人皆冷漠的晚景中想起了郑家温暖，便托人传话，想复婚。 她说：“我老了，想有个熟悉的人说说话。” 郑家的儿孙辈心软，便商量着要撮合两人，却被郑洞国严词拒绝了。 在那个纷乱的时代里，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的合奏。 郑洞国不是不爱，而是太明白“爱不是一时的体贴，而是持久的担当”。 他认定覃氏，是因为她在最苦最难的岁月里始终如一。 而陈碧莲，在他跌落谷底的时候，选择了离开。这便是人心最沉重的一课。 晚年的郑洞国依然独居，但精神矍铄。他曾在笔记中写过一句话：“余虽失势，幸未失节；虽孤老，未孤心。” 复婚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