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总理委托张樾丞篆刻开国大印，不料制作完成后，张樾丞却保留了绝活，给大印做了一个“留边”，而他这么做的目的更是让人连连称赞........ 这份象征国家权威的印章，既要体现新生政权的庄重，又需承载千年文明的底蕴。 1883年，张樾丞出生在河北新河县一户贫农家庭，仅读过几年私塾便因为家贫辍学。 十四岁那年，他赤脚徒步数百里赴京，在一个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当学徒。 白天，张樾丞干着倒茶扫地的杂活，夜晚，他则借着油灯研习《说文解字》和历代印谱。 四年后，他竟然凭一把刻刀，将梁启超手书的“龙飞虎卧”四字刻得气韵磅礴，令京城文坛震动。 1949年6月，当周总理委托陈叔通、齐燕铭筹备开国大印时，张樾丞已经是京津地区首屈一指的篆刻泰斗。 此时，中央邀请了顿立夫、唐醉石等多位名家，但唯有张樾丞精通铜印技艺。 在历代王朝玉玺皆以玉石黄金为材，但这次张樾丞力排众议，选择了黄铜。 其中，更大的突破在于玉玺的字体。 张樾丞连夜设计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印样呈交中央，毛主席端详良久，最终拍板：“用宋体！老百姓看得懂，才是人民的政府。” 除此之外，在玉玺的制作过程中，张樾丞展现出了惊人的匠人智慧。他将印坯四角刻意铸高，形成一圈凸起的“边栏”，待正式启用时再行磨平。 这一“留边”设计，使得工匠在铸造阶段无法获取完整印样，彻底杜绝仿制的可能。 “印章关乎国体，容不得半点差池。”张樾丞对弟子们严肃道。 于是他亲自监督化铜、浇铸、打磨全过程，甚至以古稀之龄操刀篆刻，每一笔都力透铜背。 1949年8月，大印交付当日政府工作人员捧来重金酬谢，却被张樾丞坚决推辞：“能为新中国刻印，是我三生有幸！” 在此后的岁月里，张樾丞依旧守着荣宝斋的小铺，为百姓刻章分文不取，冬日施粥、捐资助学更成常态。 如今，这枚长宽各11.6厘米的黄铜大印，静静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其边角磨平的痕迹，恰似历史长河冲刷后的棱角，诉说着一个匠人以刀为笔、以铜为纸的赤子之 在功利至上的当下，张樾丞的故事如同一剂清醒剂：真正的传承，不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而在每一次对初心的坚守里。 参考资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部.《国印诞生记——张樾丞与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文博》2021年第6期，第2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