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7岁高龄的何应钦参加顾祝同的葬礼,需要别人搀扶才站得起来。九个月后,何应钦也因病离世,而在他去世后,前来送别的人却寥寥无几。
1945年9月8日上午,南京的明故宫机场上人头攒动,来自各界的代表们举着小旗,高喊着激动的口号,个个兴高采烈,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12点刚过,银白色的“美龄号”双引擎座机,在九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南京。几分钟后,专机平稳降落。机舱门打开,何应钦身着戎装,微笑着步履稳健地走下飞机,机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现场的气氛异常激动,“打倒小日本!血债血还!”“和平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许多人嗓音沙哑,但仍不肯停下高喊的声音。那一刻,面对这八年抗战后的胜利与和平,人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内心积压已久的激动和喜悦。 受降仪式的主持人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讨论。许多人认为应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因为他是国民政府的主席,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蒋介石最终没有亲自出席,而是决定由何应钦代表自己主持这场重要的仪式。 何应钦,字敬之,1890年出生于贵州兴义市。190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为清朝政府的公派留日学生。初到日本,何应钦就进入了振武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蒋介石也在那里求学,虽然两人年级不同,但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何应钦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积极参与了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胜利后,何应钦回国,并加入了上海的沪军都督府,在陈其美的麾下任职,逐步从连长升至营长。后来,何应钦再度东渡日本,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深造。1915年,他从士官学校毕业后返回中国,并在贵州军阀王文华的推荐下,迅速被任命为黔军第一师步兵第四团团长以及讲武学校学生营营长,时年仅25岁。
1987年春天的台北,细雨绵绵。在顾祝同将军的葬礼现场,来宾络绎不绝。在众多送行者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已经97岁高龄的何应钦将军。何应钦在两名随从的搀扶下,颤巍巍地向灵堂走去。他的步伐虽然蹒跚,但仍坚持要来为这位昔日的战友送行。 这是何应钦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一幕,不禁唏嘘感慨。顾祝同的葬礼规格很高,到场送别的不仅有军政要员,还有许多昔日的部下和民众。葬礼现场庄严肃穆,挽联花圈摆满会场,人们在细雨中低声交谈,追忆这位抗战名将的功绩。 顾祝同的葬礼得到如此多人的敬重与缅怀,与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密不可分。作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曾多次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正面交锋,在淞沪会战等重要战役中表现出色。即便在战后失去重要职位,人们仍念及他保家卫国的功勋。 然而命运弄人,仅仅九个月之后,何应钦也走完了自己97年的人生旅程。与顾祝同隆重的葬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何应钦的葬礼显得格外冷清。前来送别的人寥寥无几,连基本的礼仪都显得有些草草了事。这位曾经的国民党要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似乎被人们遗忘。 顾祝同虽然在一些政治事件中有争议,但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何应钦则因为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决策和行为,尤其是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以及在日本投降仪式上的表现,让他在晚年失去了许多人的尊重。
《何梅协定》签订后,何应钦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指责,许多人认为这是他为蒋介石背负了骂名。事实上,蒋介石和何应钦背后的亲日倾向,却鲜少为外界所知。何应钦在蒋介石的身边一度得到了重用,但在1936年,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并软禁了蒋介石。 当时,何应钦与其他官员一起开会商讨如何营救蒋介石,而这场会议实则讨论的内容是“主战”还是“主和”。事发后,何应钦迅速下令派飞机轰炸西安,并集结部队准备进攻西安。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对何应钦的表现十分不满,最终免去了他军政部长的职务,改为任陆军总司令,负责训练部队以备抗日。 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的做法相当微妙。对外,他可以洗清自己“亲日”的嫌疑,而对内,他却有机会争取更大的权力。可以看出,何应钦的野心并不小。 1946年初,联合国计划组建联合国军,作为五大国之一,中国也被要求派出代表参与组建工作。蒋介石表面上鼓励何应钦担任参谋团团长,声称这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机会,希望他能为国争光。何应钦心知肚明,这个职位不过是蒋介石和陈诚联合剥夺他兵权的手段。他在无奈中接受了这一任务,带着复杂的心情前往美国。然而,这个所谓的参谋团团长职务,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空头职务,几乎没有实际权力,和陆军总司令相比,差距甚大。 然而,1948年5月,陈诚在东北的失败让国军高层出现了空缺,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位都急需填补。在此时,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召回何应钦,邀请他出任国防部长。由于国军的局势非常混乱,几乎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个重任,蒋介石最终只能将这个重任交给何应钦。
宻桔之乡
何应钦是亲日派,且签订了不少卖国条约,是李鸿章式的人物,当然不受人尊敬,应受后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