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张作霖去于六家喝酒，中途于六去放水，谁知于六的小老婆二兰子突然拼命靠近张作霖，一边扒自己衣服，一边拨乱秀发大叫：“救命啊，非礼啦。”张作霖目瞪口呆却选择了沉默。 张作霖，1875年出生在奉天省海城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家里条件差得不行，冬天屋里漏风，夏天泥墙掉渣。父亲走得早，母亲王氏拉扯着他和三个兄妹，靠着点薄田和乡亲救济过日子。小时候他没少挨饿，经常捡点硬窝头充饥，但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从没丢过。为了家里能喘口气，他干过不少活儿，卖过包子煎饼，还挑过货郎担，走村串户，肩膀磨得通红，脚底全是茧子。后来跟村里木匠学过手艺，也上山采过药，日子过得苦但也让他摸索出一身本事。1889年，母亲改嫁给个乡村兽医，他跟着继父学了点兽医和相马的技术，慢慢在乡里有了点名气。到了1892年，他辗转到了营口县高坎镇，认识了当地财主于六。于六看他手艺不错，掏钱帮他在镇上开了个兽医馆，生意还挺红火。 兽医馆开起来后，张作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靠着给人看牲口攒了点口碑。不过这平静日子没过多久，就因为于六的小妾二兰子起了波澜。二兰子这人不太安分，经常在兽医馆附近晃悠，眼神老往张作霖身上瞟。张作霖不是傻子，看得出她有点意思，但一直没搭理她，怕惹麻烦。可二兰子不死心，几次三番凑上来，他都冷着脸躲开了。谁也没想到，这事儿后来会闹得那么大。于六这边呢，是个有钱有势的地头蛇，手下有不少家丁，脾气也不小。张作霖跟他关系不算深，就是生意上有点来往，但这次喝酒的事，彻底把两人扯到了一起。 1894年深秋，于六请张作霖到家里喝酒。那天晚上，于六家院子里摆了酒席，气氛还挺热闹。喝到一半，于六起身去后院放水，屋里就剩张作霖和其他几个人。就在这时候，二兰子突然闯进来，衣服半敞着，头发乱得像鸡窝，一边往张作霖身上扑，一边喊“救命啊，非礼啦”。张作霖当时就懵了，完全没搞懂这是啥情况，站那儿一动不动，也没吭声。于六听到动静赶回来，看到这场景脸都绿了，二话不说叫来家丁，把张作霖按在地上揍了一顿。他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身是血，差点没爬起来。这事儿一闹，他在高坎镇的名声彻底臭了，兽医馆也没人敢去了。 二兰子为啥突然这么干，到现在也没个准信儿。有一种说法是她跟于六关系不好，早就想找机会闹点事儿脱身。她看张作霖年轻能干，可能想借他搞乱局面，自己好趁机跑路。还有人猜是于六故意设的局，想找理由收拾张作霖，毕竟张作霖生意好了，眼红的人不少。但不管咋说，二兰子这出戏演得太猛，把所有人都整蒙了。她不是啥正面人物，心眼多得很，但这事儿也确实把张作霖坑得不轻。 张作霖面对这闹剧为啥不吭声？这得看他那时候的处境。他在高坎镇就是个外来的小人物，靠手艺吃饭，没啥靠山。于六有钱有势，他惹不起，真要开口辩解，反而可能火上浇油。再加上他性子本来就沉得住气，遇事喜欢先看清楚再动手。沉默可能是他当时唯一能保住命的办法。挨了打之后，他没找人报复，也没到处喊冤，而是咬牙忍了下来。这份忍劲儿，后来在他混军阀那会儿也用上了。 这场风波对张作霖打击不小。兽医馆关了门，他在镇上待不下去了。幸亏有个叫常则春的老人看不下去，帮他挡了点麻烦，还认了他当义子，给了他点钱让他跑路。可麻烦还没完，他跟镇上两个姐妹祝大菊、祝二菊有点瓜葛，又惹上了另一个财主于二，差点被人砍死。没办法，他只能收拾东西，带着常则春给的几块银元，离开高坎镇，去外面闯荡。这次事件虽然把他逼到了绝路，但也让他彻底放下了小打小闹的心思，开始琢磨更大的出路。 1894年正好赶上甲午战争，张作霖瞅准机会投了清军。从扛枪的小兵干起，他在战场上拼命，慢慢混成了骑兵军士。仗打得多了，他也看明白了，靠拳头和脑子才能翻身。后来他辗转加入奉系军阀，手下人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扩越大。到了1920年代，他成了东北的“东北王”，管着好几省的地盘，算是从泥腿子爬到了顶。这条路走得不容易，1894年的那场风波虽然苦，但也逼着他走上了另一条道。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坐着专列回奉天，结果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埋的炸药炸死了。火车炸得稀烂，他被甩出去，当场就没了气。死的时候才53岁，留下一堆家当和奉系军阀的摊子。他儿子张学良接了手，后来搞了“东北易帜”，把东北归了国民政府。张作霖这一生，从穷小子到军阀头子，跌宕起伏，1894年的那顿酒，算是他命运的一个大拐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