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国内顶尖大学合并，成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国内顶尖大学合并，成为了长沙临时大学，也就是后来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警报声划破长沙上空，是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天正式上课的特殊＂开学铃＂。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一批学界名流刚刚走进教室，上午9点多，日机就来袭了。空袭警报大作，师生们面面相觑，却无处可躲。所幸日机这次并未投弹，才避免了人员伤亡。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正是中国顶尖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持教育的生动写照。 为何这些学界泰斗会齐聚长沙？故事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日军的铁蹄很快踏入北平、天津，三所著名学府遭遇了不同的噩运。 最为惨烈的是南开大学。7月30日，天津沦陷当天，日军直接向南开大学开炮，将被他们称为＂天津反日大本营＂的校园付之一炬。日军派骑兵百余名及满载煤油的汽车，在校园四处纵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转眼间化为灰烬。这所闻名海内外的学府，短短数日便成为全面抗战以来我国第一所惨遭蹂躏的高等学府。 当时正在参加庐山谈话会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得知母校被毁的消息，不禁愤恨地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贫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 北大和清华的处境同样凄惨。8月25日，日军侵入北大，寇兵闯入校长室搜查，红楼沦为日寇宪兵指挥部。清华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七七＂之夜，日寇进攻卢沟桥时，校内就能清晰听到枪炮声。7月29日，日军掠夺占领清华，3000多名日军入驻校园。新体育馆的地板被拆后改作厨房，图书馆成了厕所，各系的图书、实验仪器、设备被日军汽车装载而去。 其实，三校早在华北事变后就做了应急准备。清华大学将原计划修建文法学院的50万元购下了长沙岳麓山下一片临江地皮，建起教室和宿舍。南开也在1936年于重庆设立了私立南渝中学。这些远见为后来的南迁提供了条件。 1937年8月28日，教育部正式下令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为常务委员，开始了艰难的筹备工作。9月13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了校址勘定、经费支配等七项任务，定于10月25日开学。 在梅贻琦的主持下，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学校租用了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作为校舍，又借用附近的陆军营房和涵德女校作为学生宿舍。工学院的部分系别甚至分散到湖南大学、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和重庆大学。 10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对三校原有科系进行调整，设立文、理、法商、工四个科，共计17个学系。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截至11月20日，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教师148人。 1938年初，长沙局势日益危急，宁沪相继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临时大学在完成第一学期教学任务后，不得不再次启程，寻找更安全的栖身之所。常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2月，师生们开始了漫长的西迁之路，跨越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多公里。1938年4月4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八年的高等学府，从此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璀璨的明珠。 当时的联大校舍是什么样子？简陋得令人难以想象。土墙草顶的茅草屋，窗子用透风的木格堵上，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难以保障。师生们吃不饱、穿不暖，但求知若渴的精神却丝毫未减。著名作家林语堂1940年路过昆明时，看到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后，不由自主地感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刚毅坚卓＂的校训应运而生。这四个字既是联大师生在战乱烽烟中的真实写照，也成为了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即使面对轰炸、贫穷、病痛，教学与研究从未间断，爱国救国的情怀始终如一。 西南联大的学术阵容堪称空前绝后。三位校长各有所长：张伯苓的爱国热忱、梅贻琦的学术追求、蒋梦麟的教育创新，共同引领着联大的发展方向。各院系更是汇聚了一批当代大师：闻一多、胡适、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吴晗、金岳霖、陈寅恪、赵元任、费孝通等等，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的巅峰人物。在文学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长周炳琳和工学院长施嘉炀的带领下，各院系紧密合作，培养出了无数优秀人才。 八年的办学历程，西南联大虽然只培养了约3000位毕业生，但其中人才辈出，成就斐然。他们中走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邓稼先、王希季、朱光亚、郭永怀、于敏等八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以及一位沃尔夫数学奖获得者、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2位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大师。这些成就使西南联大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