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作民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时，王尽美、邓恩铭二同志代表山东出席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山东即建立了党的组织。
山东党组织成立后，在中央的领导下，革命活动便一步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党的工作一开始首先就搞工人运动。
青岛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主要阵地。这里帝国主义有较大的工业基础，如日本设办的大康、隆兴、内外棉等纱厂、英美烟草公司的烟厂等。这些工厂和四方机厂都有我党的工作。由于工人受压迫受剥削很厉害，工时长，工资少，生活苦，工人发动得最快。我党所领导的罢工怠工斗争此起彼伏，搞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手忙脚乱。
济南的鲁丰纱厂、新城兵工厂、津浦大厂（铁路大厂）、胶济、津浦铁路工人和淄博煤矿、枣庄煤矿等都是我党工作的重点。党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工人群众得到了巨大的胜利。
济南齐鲁大学、山东第一师范、山东第一师范北园分校、第一中学、济南高中、育英中学、正谊中学、青州第十中学等都有党的工作。在建党初期，农民运动开展较晚，主要是集中在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方面。在1924年，农村建立党团组织的有寿光、齐河、广饶、潍县、益都等县。
此时，党的任务是：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封建军阀。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都是围绕这一任务进行不懈的斗争。
从1925年起，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山东党组织在农村中进一步开展了农民运动。毛泽东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山东党组织先后派两批干部前去学习。1925年有王云生、丁祝华、吴晓初、隋清梅等六人，1926年有王元盛等二十余人。
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内容有：帝国主义论、社会进化史、农民运动经验、农村调查、军事训练等。政治、军事各占一半。学军事是为了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以作武装斗争的准备。讲课的同志，有毛泽东、彭湃、肖楚女、饶来杰、谭植棠、谭平山和苏联顾问马马也夫。
此后，山东的农民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凡有党团组织的农村县都建立了农民协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如互济会、少先队等）。
1925年，中国革命进入高潮，山东的革命运动也空前高涨。
张宗昌对山东实行残酷统治，对百姓敲骨吸髓，其预征钱粮（田赋）达到几十年。山东人民对此已是忍无可忍，恨之入骨。
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兵北伐，对山东影响很大，群众的情绪极其高涨。不论城市、农村，党的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各地的工农运动大踏步地向前进。,群众对北伐军抱有很大希望，认为北伐军一来，一切的痛苦就清除了。我党对群众进行广泛的教育，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党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山东党组织迅速向前发展。
到1927年秋，全省已有四十多个县建立了县委，并建立了鲁西北特委（书记张干民）和益都中心县委（书记宋伯行），党团员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
这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党内投机分子，经不起革命的考验而退党。如寿光县在革命高潮时期党团员数达六百多人，白色恐怖到来，只剩了几十人了。陈独秀认为山东的情况与其他地方不同，共产党、国民党都受着封建军阀张宗昌压迫，指示山东继续与国民党合作。
山东省委书记卢复坦接受陈独秀的错误的指示，仍与国民党大讲合作，不加防范。山东的国民党却借合作机会，暗地里向军阀张宗昌告密，报告我党的活动情况和我党员的住所，破坏我党的组织。1928年春宋伯行就因国民党告密被捕牺牲。
1928年国民党军进入山东，赶走了张宗昌，山东又成军阀混战的战场。同时，国民党血腥镇压革命运动，到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山东。
就在这时，山东党内王复元、王寅生、孙秀峰等叛变革命，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他们所知道的党组织，特别是青岛、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的党组织，几乎全被破坏，许多党员被逮捕、被杀害。党的工作、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损害。
1929年，叛徒王复元被我党派人打死（青岛），叛徒王天生（王复元之兄）又当了国民党的“捕共”队长，更加疯狂地破坏党的组织。
从1928年至1933年期间，山东省委遭到了多次的大破坏，不少同志被捕牺牲。党的工作在敌人残酷镇压下遭受重大损失。邓恩铭、朱肖、纪子端、刘一梦、宋占一等数十人相继被捕，于1930年牺牲。1930年，山东省委书记张金德（化名）雷晋笙（化名李克平）被捕牺牲。
在白色恐怖下，投机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了信心，消极动摇直至脱党。但山东党组织和绝大多数党员，并没有被吓倒，继续不懈地战斗。被破坏的党组织迅速地恢复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向敌人展开英勇的斗争。
1932年至1933年期间，山东党组织所领导的农民暴动（博兴暴动、日照暴动、苍山暴动、益都暴动，天福山起义等），充分显示了我生党的力量，但也引起敌人的注意，使党的组织遭受了更惨重的损失。
1933年2月27日，山东省委再遭大破坏，省委书记任作民同志等三十余人被捕。其经过是：叛徒陈衡舟，曾任CY（共产主义青年团）山东特委书记。1932年秋到上海去找CY中央，在旅馆中被捕叛变。
国民党派他来山东破坏我党组织。这个叛徒破坏了团特委印刷机关和秘书机关。2月26日晚，山东团特委秘书机关庄少云被捕，当即供出了张英瑞，由此张英瑞、沈均奎、王锦堂、马兰村等当夜被捕叛变。他们便把所知道的组织关系献给了敌人，
17日上午8点左右，济南新东门外联升街十一号省委训练班被破坏，任作民、王云生、唐昆山（李文）、李梅庆等同志被捕。相继被捕的尚有卢冠舟（刘特夫）、王仲和（向明）、董炎、彭瑞林、李玉贞、阎世风、吴宝铭；牵涉到益都被捕的有金明、郇肇基、李世光等。这次破坏先后被捕的共达三十余人。
任作民等被捕的当天下午，在国民党省党部开始了他们的审讯。张苇村（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天生（“捕共”队长）、孙秀峰（“捕共”副队长）三个屠夫，首先审讯任作民同志。
他们以硬软兼施的手段，要任作民供出党的情况来。叛徒王天生先来了一套虚伪的恭维。问：：“阁下贵姓？”“府上何处？”“来敝省干了些什么事？”任作民答：“我是王敬功，河南信阳人，因高密中学的一个朋友约我去当教员，由此经过……”
王天生笑眯咪地说：“阁下是共产党山东的负责人，高明的政治家。请你谈谈目前的形势和全盘工作计划吧！”任作民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政治！”
敌人又采取利诱的手段，劝任作民要想得开，为党国干一番事业有名誉，也有幸福……这些鬼话当即被任作民严词驳斥。敌人见这些圈套全都无效，就狂怒起来，把任作民的衣服剥掉，按倒地下，使用了压杠子酷刑。任作民在严刑拷打下，坚持了自己的革命立场，顶住了敌人的威逼。
敌人对被捕人员一一进行审讯，都硬软兼施。王天生早就认识王云生，两人一起工作过，便采取诱降的办法，叫叛徒王乃和、孙秀峰等以老朋友、老熟人的鬼话，来耍假营的把戏，以金钱地位等相引诱，诱骗自首。任作民每天都与王云生研究对付敌人的办法，终于把敌人的软的进攻也击退了
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把被捕的三十余人送到国民党法院去受他们无理的审判。
在国民党省党部被折磨了一个星期以后，被捕同志被押到法院看守所。一进去，每人脚上砸上了一付四斤十二两的大镣，带上了手拷。任作民笑着说：“这是个下马威。”一个星期后只开了手拷，长期不去大镣。
牢房昼夜封锁，臭虫满壁，简直是人间地狱。同志们在任作民的领导下，向看守所当局展开了无数次的顽强斗争。虽然在牢房里受尽折磨，但同志们的革命意志不可动摇。大家每日都通过看守秘密购买报纸（大公报，每月每份二十元）书刊，阅读学习。任作民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以提高同志们的理论水平。
为了同志间在经济上互助，建立了一个经济组织。凡由家寄款的同志，自动拿出百分之三十交于刘庆珊统一保存，以补助有困难的同志。同志们的斗争、团结与友爱，即敌人也不得不佩服。
监狱地斗争多种多样的，最凄苦的斗争就是绝食。同志们手无寸铁，只有采取这一斗争手段，才能击退敌人的进攻。在无数次的绝食斗争中，都能显示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取得了最后的斗争胜利。
1934年除夕，敌人为了镇压政治犯，采取野蛮横暴的手段。看守所长亲自带领武装看守殴打了岳拙园、李殿龙。在押的同志无不气愤填胸，一齐怒吼起来。任作民立即决定全体绝食，便喊着“宁可杀！不可辱！不自由勿宁死”的口号干起来了。
绝食的前三天，敌人故装镇静，仅有医官潘蕴真和看守作些欺骗性的劝食。第四天，大家连水也不喝了。这给了敌人一个更大的震惊。敌人搬出了国民党检查署的首席检查官来作欺骗性的调解，要大家提出条件。
敌人问医官：“绝食几天能死亡？”医官答：“男七女八。”第五天敌人的慌乱流露于外，大家也到了提出条件的时候了，便把预先准备的条件严正地提了出来：①惩办打人凶手，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②改善生活待遇；③立即去镣；④准许阅读报章杂志；⑤笔墨公开；⑥按时通信接见等。
讨价还价之后，敌人接受了部分条件。第六天的傍晚，绝食胜利结束。这时也是看守所长被撤职滚蛋之时。为求得看守所长的刑事处分，大家马上写了状子提出控诉。检查官几次劝说撤销诉状，同志们的回答是：“必须惩办打人凶手。你们如不给予看守所长刑事处分，那是你们司法界上的黑暗。”
这事最后以不了了之。结局是早就预料到的，但却显示同志们斗争的顽强性。这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许多斗争经验，而且也锻炼了同志们，此后便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艰苦的绝食斗争。
这次绝食斗争的胜利，传播到山东各地监狱之后，济南、青岛、烟台、青州等监狱的被押同志，都相继开展了绝食斗争，均取得了很大胜利。敌人被搞得手忙脚乱，无可奈何。
1934年6月底，国民党山东高等法院对任作民、王云生、唐昆山、王仲和等十余同志，作了无理的判决：任作民同志被判处徒刑七年；其他同志被判处五年或二年半。
宣判时，大家都当庭抗议，声称无罪，不服判决，即判一分钟，也不服判。任作民遂即领导同志们各备诉状，向国民党最高法院上诉。四个月后，来了一个“上诉驳回，维持原判”，这也是预料中的事。
同志们仍不服这个无理的判决。任作民又出了个办法，再向最高检查署上诉，结果国民党的检查署以“判决条文无错误”，而无理地终止了。从此，同志们就送到济南第一监狱，继续与敌人斗争去了。
1932年任作民等被捕后，张恩堂等同志组织了临时省委，继续领导山东党的工作。同年7月，由于宋鸣时叛变投敌，临时省委又遭破坏，张恩堂、刘玉容等省委同志均遭逮捕，各县党组织也先后遭到严重的摧残。
因此在两三年内，山东党的工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直至1936年北方局派黎玉来山东，才又建立起省委，统一领导山东党的工作。
补充：
1937年2月，任作民和华岗等19人被押送到武昌"反省院",他带领难友进行斗争。1937年10月6日，经董必武营救出狱，回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因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任作民身体衰弱，染上重病，1942年2月20日在延安病逝，时年4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