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帮我去隔壁邻居家，像周太太的借一身衣服，我想干干净净的离开。”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句话是对爱情最美好的总结，于别人而言或许是空谈，但放在傅雷和他的夫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傅雷我想大家都认识，毕竟谁不知道《傅雷家书》呢？这里面收录的是傅雷夫妇写给傅聪的信件，字里行间都是对儿子的爱。只可惜夫妻二人却在1966年双双自尽，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1966年8月，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在傅雷的家中搜出了所谓“反党”的罪证，傅雷夫妇受到了四天三夜的批斗，用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

1966年9月2日，实在受不住迫害的傅雷夫妇，双双自尽，结束了自己的性命。直到9月3日上午十点，保姆周菊娣见二人还没有起床，便觉得有点奇怪。

于是她来到傅雷夫妇的卧室外，敲了敲门，可是半天都没有等到任何的回应，她又接连敲了两三次，等待她的依旧只有沉默。此时周菊娣心中隐隐有了一些不好的预感，她推开卧室的房门，发现傅雷的夫人倒在了地上。

周菊娣吓得不敢动，马上去警察局报了案，等到警察赶来的时候，进到卧室的时候，傅雷也从房梁上掉了下来，傅雷夫妇选择用上吊，结束了这悲惨的一切。

其实选择自尽这件事，并不是他们心血来潮，提前几天他们就已经在准备了，甚至在9月2号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傅雷的夫人还对周菊娣说，明天的菜可以少买一点了，此时他们依旧有了赴死的决心。

在自杀的前一刻，他们甚至都还在为其他人着想。他们将家中为数不多的存款，用信封装起来，留给了周菊娣，防止她在二人死后，因为失业而流浪街头。

自尽的那天，傅雷的夫人对周菊娣说：“菊娣，我的衣柜都被查封了，没有换洗的衣服，你能不能到隔壁找周太太，帮我借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连离开，她都想干干净净的走，我想这大概就是“要留清白在人间”。

自尽前，他们在地上铺上了棉被，以免二人掉下来，或者踢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吵到楼下的邻居，甚至还留下了53.5元的火葬费。他们在死之前，留下了最后一点温柔，全了读书人的最后一点体面。

傅雷出生的年代，是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清末民初。他幼年丧父，但母亲却十分贤淑，富有主见，为傅雷请了先生教他认字、学英语和算术。

傅雷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知识的极度渴望。1919年，他进入镇小学读书，但这并不足以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所以一年之后，他就转到了上海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学习。

1921年，13岁的傅雷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在这里学习了三年的法语，但是后来因公开反对宗教，傅雷被徐汇公学开除。但这并未让他停止求学之路。

1927年，傅雷去到法国留学，进入贝底埃补习法语，后又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

在法国的这段日子里，傅雷除了认真学习以外，也会经常去卢浮美术史学校旁听，去博物馆艺术馆观赏美术名作，而法国也是他翻译生涯的开始。

1931年，傅雷结束了法国的留学，回到祖国，投身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育事业中，既传授知识，也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

由于其教学风格激情幽默，再加上其对艺术的独到见解，因此学生们都很崇敬这位老师。

从法国回来之后不久，傅雷就和朱梅馥完成了婚约。说起来这二人的感情也是很有意思的。朱梅馥和傅雷是青梅竹马，傅雷比她大五岁，在傅雷14岁那年，二人定了娃娃亲。

虽说是包办婚姻，但是二人都不反对，毕竟他们的心里都是有对方的。只不过在傅雷去了法国之后，二人的感情发生了一些改变。

作为以浪漫著称的国家，傅雷到这里不久，就被法国浪漫的氛围和热情的法国女人搅乱了心，和当地一位女郎坠入爱河。

这位法国女郎叫玛德琳，她热情奔放，与恬静稳重的朱梅馥是两个极端，傅雷从和玛德琳在一起，才体会到什么叫爱情，所以他想要解除和朱梅馥的婚约，并且写了绝情信给朱梅馥。

然而就傅雷向玛德琳表达自己想要结婚的意向时，却遭到了玛德琳的拒绝，因为在玛德琳看来，她和傅雷的这段感情，只不过就是玩玩而已，现在她还没玩够，不想结婚。

受到情伤的傅雷，选择回国完成与朱梅馥的婚约。两人结婚以后得生活，也可以说是蜜里调油，朱梅馥作为贤内助，把家庭琐事打理的井井有条，同时也是傅雷工作上的得力帮手。

虽然傅雷比朱梅馥大五岁，但在二人相处的时候，朱梅馥反倒像那个年长者，傅雷则更像一个顽皮长不大的孩子，朱梅馥婚后，将自己全部的时间，都给了丈夫和孩子，只是二人的婚姻还是遭遇了危机。

都说七年之痒，就算是学者也依旧逃不过。傅雷爱上了自己学生家的妹妹成家榴，她年轻有活力，活泼又奔放。傅雷似乎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当初和玛德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对于丈夫的精神出轨，朱梅馥并没有阻拦，反而是大度的请成家榴来家中，与傅雷见面。如此宽阔的胸襟，打动了成家榴，她觉得自己若是真抢了傅雷，那就真真是对不起朱梅馥了。

因此她主动退出了这份孽缘，并直白的告诉傅雷，朱梅馥才是他这一生，应该爱的人。傅雷这才明白，自己的荒唐和风流，给朱梅馥带来了多大的伤害。

从此傅雷彻底收心，一心一意的和朱梅馥过日子。可是二人安稳和谐的生活，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所打破。

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家，经常会翻译一些外国的文学，却不曾想，这也会给他带来灾难。

1958年的时候，傅雷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这给他的人生少有的至暗时刻。他译著印数稿酬全部停发，一家人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即使这样，他也依然在坚持工作。

1966年的时候，山雨欲来，已经经历过一次的傅雷，不禁感受到压力，后来在周曦良去探望他的时候，他对好友说了这样一句话：“要是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不曾想一语成谶。

面对这一次的迫害，他没有像上一次一样保持沉默，而是选择以死抗争。朱梅馥，与傅雷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载，在这个时候她依旧选择不离不弃，同丈夫共赴黄泉。

1979年的时候，傅雷和妻子朱梅馥成功平反，而他们远离故土二十年的长子傅聪，也终于重回祖国。回国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父母的骨灰。

当年傅雷夫妇自缢的消息传来后，一名27岁的学生江小燕对此非常震惊，她与傅雷虽然只是陌生人，却非常敬佩傅雷的政治品格。

那个时候傅家属于黑五类，再加上是自杀，所以按照规矩是不允许留骨灰的。江小燕听说这件事以后十分不平，她发誓一定要帮傅雷夫妇，留下他们的骨灰。

她陪同傅雷的外甥前往火葬场，将傅雷夫妇的骨灰领回，之后又将骨灰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只是这中间也发生了点意外。

由于没有人祭扫和交管理费，永安公墓的人打算清理掉他们的骨灰盒，幸亏一位工作人员，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由于崇拜傅雷夫妇，所以将他们的骨灰盒偷偷取走，藏在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里，据说是藏在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床底下，这才保下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等到平反之后，傅聪经过多方打听，询问了永安公墓的人员后，成功找到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并在他的陪同下，成功领走了父母的骨灰盒，之后傅雷夫妇的骨灰，被移葬到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傅雷的一生都在为文学的发展做贡献，可是他们夫妇二人却在那个年代，被诬告迫害，最终以悲剧收尾。

他们死也值得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到死亡的那一刻，都在保持着君子的气节。